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纪要》的通知


2001-02-22

教职厅[2001]1号


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精神，推进城市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我部于去年12月4日至5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现将《全国
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工作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我部反映。

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纪要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精神，加快发展城市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全面推进城市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明确“十五”期间继续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思路和任务，推动教育更好地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部于2000年12月4日至5日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来自102个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城市的教育主管市长、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副部长王
湛主持会议并做了题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化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工作报告。江苏省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梁保华出席会议。副省长王珉代表东道主致词。会议交流了实验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经验，听取了苏州、青岛、深圳、宁波、柳州、芜湖等实验城市的典型经验介绍，并考察了苏州市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现场。
会议在充分肯定十三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在推进城市教育体制改革、调整城市教育结构、改革招生考试和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和经验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趋势，要求进一步深化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体制改革与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会议指出，从新世纪起，我国将在“九五”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新的阶段要坚持以发展作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世纪之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战略布局和重点任务，对劳动者素质及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建议》强调指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要适度超前发展。发展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走改革创新之路。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加快教育发展，构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是实现国家“十五”计划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完成“十五”计划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带动小城镇发展、优化城乡经济结构等方面将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承担十分重要的责任。我国城市集中了较为雄厚的优质教育资源，对推进全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各实验城市必须从适应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人才需求的变化出发，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加快城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努力开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新局面。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会议提出“十五”期问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十五届五中全会、全教会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精神，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加快发展城市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城市教育综合改革要在教育规模上有新突破，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使高等教育有较快发展；在发展社区教育上有新突破，率先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在办学体制上有新突破，率先形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上有新突破，率先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和布局。这“四个突破”和“四个率先”的要求，概括了“十五”期间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乃至我国城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是贯彻《建议》精神的要求，是新世纪初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对改革和发展城市教育事业的需要。实验城市要通过这“四个突破”和“四个率先”，使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走在全国的前面，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经验，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不断丰富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内涵，把城市教育综合改革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会议强调：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多年的实践表明，深入改革和发展城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是推进教育与经济、科技紧密结合的重要方面，是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领域之一。“十五”期间，要把积极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完善继续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放在重要位置。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保持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的协调发展，满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企业乃至高新技术企业对受过中等教育、具有很强操作能力的一线劳动者的需求。要抓住“十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日益迫切的最好时机，坚持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的方针，坚持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和其他各种教育形式相结合，坚持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发展模式。会议明确指出，企业教育综合改革是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结合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推动企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当前要选择一批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在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方面成效比较明显、特色比较突出的行业、企业，着重抓好行业、企业加强培训中心建设，推动职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典型经验总结，通过多种形式，推动面上工作的开展

为实现“十五”期间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会议要求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对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领导。要把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放在城市工作的应有位置上，优先发展、适度超前发展。把依靠发展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提高城市经济发展的竞争能力、增强城市对外开放的优势、提高市民素质的关键措施来抓。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城市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将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计划，认真研究贯彻措施，把工作落到实处，促进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
2、制定和实施实验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十五”计划。这是根据城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需要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制定计划要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建议》精神为指导，依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按照实
验城市教育要实现“四个突破”和“四个率先”的要求，从当地实际出发，区分城市市区及所辖农村不同情况，提出“十五”期间城市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工作思路和措施，形成检查、督促的评价措施、机制。
3、充分依靠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推动城市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大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力度，更多地依靠各省(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推动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是当前形势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需要。各省(区、市)
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教育部有关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部署，制定本省(区、市)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计划，组织和推动所辖实验城市制定计划、确定实验项目，积极开展经验交流、理论研究和干部培训等工作。要尊重实验城市的首创精神，支持实验城市的改革探索，对实验城市在改革办学和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布局、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发展民办教育等方面赋予更大的权限。
4、进一步完善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工作方式。要根据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工作的需要，确定少数重点联系城市，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城市教育改革的进程，及时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提出推进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通过总结和推广这些城市取得的经验，要更好地推动城市和整个教育的发展并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对新世纪初我国城市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将产生积极影响，对进一步开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提高了对改革发展城市教育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十五”期间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增强了继续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信心。代表们表示，会后要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和要求，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内继续推进城市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城市要走在前面，为推进全国城市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把城市教育综合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

恢复性司法在国外的实践已经有大约30年的时间，但直到本世纪初的2002年，才译介入我国。不过，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进程非常快，从2004年开始，实践中就有了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探索。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中，为了贯彻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有不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了“恢复性司法”的操作规范，正在将实践制度化。

实践中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主要在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害，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害，另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被害人道歉。这一“恢复性”司法模式其实就是“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也可以称为“刑事和解”。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实践的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这种刑事和解模式，在实践中早已有之，很难说就是“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一种中国化实践。

刑事和解模式的产生缘于对被害人利益的重视。传统刑事司法强调犯罪是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侵犯，惩罚犯罪的权力应由国家垄断，而因犯罪蒙受巨大损害的被害人在传统刑事司法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一般没有收入，赔偿能力十分有限，由他们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更小。很多被害人因为遭受犯罪，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上访寻求救济。这无疑给法院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必须正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于是，人民法院开始在审判中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并将积极赔偿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鼓励被告人及其家属积极赔偿，以解决被害人的救济问题。由此可见，刑事和解是人民法院为了解决传统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利益问题一种被动的回应，而非受某种理论影响的主动创造，它仍是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的改革。

恢复性司法是在批判传统刑事司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模式。传统刑事司法将犯罪归结为个人的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要求个人为他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同时，由于犯罪对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和侵犯，国家应当垄断刑罚的制裁权力，而不能交由个人行使。正是在这些认识的支配下，才有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刑事司法原则，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但这种刑事司法模式忽略了不同被告人之间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更忽略了引发犯罪的社会因素。到了十九世纪，由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使人们能够对犯罪的原因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刑事实证学派”，他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把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看作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并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曾经视为罪恶乃至罪孽的犯罪行为。

既然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要求他们无条件的为犯罪承担一切后果自然并不公平。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对犯罪的认识更加全面。人们开始认识到罪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受害者，需要全社会帮助而不仅仅作为惩罚和报复的对象。正是在人们认识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才应运而生。这种模式认为社会对于罪犯的犯罪行为也负有责任，刑罚不能仅着眼于惩罚罪犯和预防犯罪，更应当着眼于发掘罪犯犯罪的原因，恢复因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矫正、改造和帮助，使罪犯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也使社会秩序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能够得到平复。

因此，恢复性司法是“一个特定的侵害的相关各方聚集在一起处理和解决该侵害现时所致后果及其未来影响的过程。”对于被告人而言，恢复性司法要调查并分析他犯罪的多方面因素，从源头上消弭各种引发犯罪的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罪犯认识到犯罪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帮助他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而言，恢复性司法不仅赔偿他们现实的物质损失，还要修复他们因犯罪而带来的内心恐惧、气愤、仇恨等情绪，恢复正常的生活，尽可能与罪犯达成谅解；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修复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安全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最终接受罪犯回归社会。

基于对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上述理解，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模式在恢复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体现为：首先，刑事和解模式认为犯罪主要是侵犯了被害人的私权，这种私权应当优先于国家利益受到保护，因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处于刑事司法的核心位置。但犯罪不可能仅仅涉及，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问题，将犯罪主要视为被害人和被告人关系遭到破坏的观点模糊了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区别，动摇了刑事司法存在的根基。其次，刑事和解模式未必能够起到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作用。审判程序中的道歉和赔偿有可能成为未成年人为了逃避惩罚而不得已的选项，如此，教育和挽救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再次，刑事和解模式中未成年被告人可能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在刑事和解模式中，和解与否是和量刑轻重联系在一起的，被告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辩护人就可能担心不同意和解方案，或者道歉不够深刻而影响量刑，从而在庭审中不敢充分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刑事和解模式仅仅着眼于恢复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破坏的关系，完全不涉及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关系的恢复。

本文并不否认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中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和解模式自身的价值，也不否认它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传统刑事司法的问题。但是，如果要作为一种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并没有担负起恢复性司法所要实现的功能。我们如果要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实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和目标，就不能仅仅是促成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和解就了事。

首先，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应当更新刑事司法的目的。在恢复性司法中，要立足于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也是传统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但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预防的方式应当不同。一方面是特殊预防，即要通过恢复性司法模式防止未成年被告人再次犯罪。预防的方式不仅是让未成年被告人切身感受到因为犯罪而丧失自由的痛苦和不便，而且要针对未成年人生活背景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诸多原因，继而针对这些因素尽可能为未成年被告人今后的学习生活创造好的条件，防止他日后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是一般预防。通过案件的审判，使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因素能够得到重视，使那些和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有同样生活经历的未成年人能够得到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帮助和关心，减少他们犯罪的可能。

其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同样要重视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犯罪，对于被告人来说固然是一个悲剧，对于被害人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未成年刑事司法更多的关注在刑事审判中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刑事和解中强调了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但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来说，如何消除他们因遭受犯罪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和心理障碍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法官应当做更为细致的工作，组织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真诚地进行沟通和协商，既要向未成年被害人介绍被告人犯罪的种种背景因素，又要向未成年被告人介绍被害人遭受的各种损害，必要时应当请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医生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

最后，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更为关键的是要力求使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到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能够促使相关的人加入理解、帮助未成年被告人的行列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结束后，对于没有判处监禁刑罚的，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帮助和矫正力度，采取各方面措施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使其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心情愉快地成长。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