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依法治理与维护法律权威
　
肖来青

依法治理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它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在行使国家管理职能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执法必公。但是，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较为严重。本文以为，要突破当前依法治理工作面临的困境，必须在维护法律权威上下功夫。
（一）树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
依法治理，法律处在具决定意义的中心地位。要促进全社会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就必须对影响法治观念形成的相关因素进行积极的改造和重塑。其一，是培养人们的守法意识。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1]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以法治国，就是要求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绝对地服从法律权威”。他认为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更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可见，普遍的守法观念不仅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依法治理的起码要求。其二，正确的法律教育至关重要。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守法精神是通过教育和灌输形成的。但仅有法律的普及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通过正确的法律教育树立起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这种守法的精神才能真正确立。因为，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联系的，权利是法的内核，没有对权利的要求，就产生不了对法的需求和渴望。权利意识的增强可以导致法治观念的生长，反之，法治观念的增长，也必将推动人们权利意识的扩张。因此，普法工作的关键不能囿于让人们知法，更重要地是在于培养人们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并用这种观念规范和制约各级党委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促其依法办事。唯有如此，普法工作对培养法律至上的精神才是有效的。否则，再大的普法投入也将徒劳。在我国，为了让人们知法懂法，先后进行了一五、二五、三五普法工作，目前的四五普法又已启动，但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普法后，违法行政的现象仍然那么普遍呢？原因就在于此。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并非对现有法律的简单宣传，而应是对人们守法精神和法治文化的一种塑造过程。换言之，就是要致力于人们守法观念的形成和对法律的信仰，这也是普法的应有之义。其三，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要真正深入人心，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期待。这就必须使法律真正成为规范人们权利义务的有力工具。即当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法律能够及时进行补救。因为这种补救功能的实现，必须以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为前提。公民对法律的信赖一方面决定于法律本身是否能够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又决定于国家、政府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只有国家和政府对法律本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才能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否则将会摧毁公民对法律的信念，甚至走向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守法程度直接关系法律至上观念的成败。因为完全缺乏对法律的经验，人们尚可以相信法律的价值及其作用，保留对法律的企盼；若是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关于法律的信念，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法律不能维护人们的合法权利，那么，人们对法律的信念和期待就会消失。因此，要培养法律至上的观念，最关键是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有力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川岛武宜认为，“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只有法律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崇，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这种守法意识不仅是针对民众的，更是针对作为执法主体的广大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领导者。只有这样，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才会形成，并反过来促进依法治理工作向深入发展。
（二）对法律运作质量进行有效监督
在我国，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目前已建立了一整套法律监督机制。从国家监督机关来看，有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从社会监督来看，有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有政协、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监督，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有法律职业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监督体系不可谓不完善。但由于这种监督机制可操作性较差，其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仅以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为例，其监督方式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审查“一府两院”依法呈送的规范性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作出相应决议；质询；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受理申诉、控告和检举，并进行处理；开展执法检查；视察；督促办理人民代表和委员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审议撤销职务案；专题监督等。这些监督方式由于监督内容大多集中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监督往往难以顾及，且缺乏相关的具可操作性的监督方式和监督内容，以至在许多时候这种监督已流于形式。而恰恰是这种被忽视的权利构成了民众“法治信心”的基石。对民众权利的忽视，无疑对守法精神的形成将是至命的。由此可见，完善我国的法律运作监督机制，不仅仅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体现，更是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从形式上说，我国的法律监督体系是比较完善的。问题出在监督难以落到实处，即监督乏力上。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监督功能法制化的道路。即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监督主体实施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监督的内容、监督的职责义务等方面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之具体化、制度化，以增强监督实施的可操作性，使这些监督职能从抽象的一般性规定中走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同时，应成立法律运作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当前，我国已制定了很多的法律法规，但在行政执法上有法不依的现象却很突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许多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的部门去组织实施，没有法律运作状况的相应监督部门，使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闲置的法律”现象。一些权威人士指出，我国在快速推进立法的背后却存在着对法律不重视、执法不力的隐患。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地方得到认真执行的法律只占一小部分，法律无人执行或执法难的问题突出，目前有近三成到四成的案件执行不下去。人们对法律熟视无睹。事实证明，法律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并不等于监督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对这些监督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受理查办的专门机关。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问题正是出在对社会各界发现、提出问题的查办落实难以到位上。因为，这种传统的监督方式并不是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交给另一个独立于问题之外的第三个部门去查处，而是监督部门提出问题后，又把问题的查纠责任交给出问题的相关职能部门，这样就往往造成相关职能部门为了维护部门利益和声誉，对查摆出来的问题避重就轻，甚至人为阻挠，以至暴露出来的问题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如此反复，监督主体不仅丧失了监督的兴趣，就连被监督机关对这样的监督也很不以为然了，因为这样的监督并没有因为法律的规制而给他们带来任何压力。其结果，损害的是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信心。这就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公民不愿意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的深层原因。要改变这种直接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被动局面，就必须解决当前一些地方有法不依、一些领域无人执法的问题。在强化原有的法律监督渠道的同时，国家应通过法律监督受理的专门机关，专门负责对所有法律运作情况进行监督，建立对行政执法部门执法违法从受理到查处全程查办的工作机制，以彻底解决当前出现的“闲置的法律”现象，使法律真正发挥其规范社会的作用。此外，还应建立一套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依法治理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治理能否有效推行关键在行政执法机关。换言之，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不依法办事的就是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推进依法治理的最大障碍和阻力就是来自于某些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因此，要改变当前依法治理工作的被动局面，还必须从治理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入手，建立起责、权、利明晰的快捷灵敏的违法纠错机制。对国家行政执法机关执法枉法、不依法办事、违法决策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要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及时查纠。把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查处纳入法律范畴，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而不仅仅是以当前的行政处罚或党内处分的形式来解决党委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对因政府行政决策失误、执法犯法造成群众利益受损的，应通过立法予以追偿，由独立于行政执法机关之外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查办，并将这种追偿责任落实到行政执法机关的相应责任人身上，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相应处罚，以警示一切违法行为，树立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如此，才能形成社会公众对法律权威的普遍遵崇，使守法的意识深入人心。目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对党委政府决策失误和行政执法违法或偏差造成的群众权利损害往往得不到追偿，不仅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也极大挫伤了群众对法律的信赖，还可能导致党委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对权力的滥用。如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对本属企业的行为却以政府的名义搞硬性的“拉郎配”，给群众造成损失后却百般推卸责任，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假种子案、强行规定农民种植烟草案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由于目前尚没有关于政府行政行为失误和执法违法造成损害赔偿方面的立法，更没有相应的执法监督机关，因此造成损害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受到责罚的微乎其微。违法和失误既然不承担相应责任，执法犯法、随意决策甚至胡作非为就可能大行其道，如此反复，人们心中的法治信念便荡然无存了。因此，没有对违法责任的追究，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促进依法治国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
（三）对权力秩序进行有效规约
潘恩曾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进程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都离不开民主政体和国家权力配置。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的性质与政体的性质是一致的，凡是专制政体的法律都不是良好的法律，而是恶法，只有共和政体，多数人的政治制定的法律，才是良法，才是法治的基础。这就是说，法治的基础从来就是与政治权力的制约是分不开的。没有对权力的规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依法治理就无从谈起，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孟德斯鸠认为，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问题，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他强调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他说，对公民自由和安全权利最严重的破坏来自权力的滥用，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地方，公民才有安全的自由。“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博登海默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提出了以权力约束权力的主张。因此，要实现依法治理，就必须维护法律至上的权威，充分扩展法律调节社会的功能和作用，以法律规范制约权力，使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样，依法治理工作才具有法律保障。在西方国家，为达到权力制约目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分权的主张，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当然，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但依法对权力进行规制是完全可行的。首先，应强化规制政府行为的立法。要使政府依法办事，促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的形成，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立法工作成效显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立法工作与实际要求还很不适应。特别是对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的立法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突出表现在反映公民基本权利和体现权力制约机制的宪法、民法不发达，甚至落后，而以禁止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刑法体系却非常健全”。[2]党委政府对管理社会事务、进行宏观决策、服务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规范还是沿袭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使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在行政决策和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极不协调。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将党委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纳入立法的范围，用法律规范党委政府行政执法的行为，使党委政府行政决策做到有法可依，避免因人员素质的差异而出现朝令夕改或一时狂热的随意性决策。其次，要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全国人大应把党委政府行政决策、行政管理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用法律予以规范，并建立法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避免党委政府在行政决策和执法工作中的随意性，使权力运作严密控制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其三，民主管理要走向法制化。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与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用法律手段保障民主制度、规制权力运作的重要性。权力滥用的最大表现是权力过于集中。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民主管理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国家立法对民主管理的方式方法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以解决好一些地方对民主管理在行政决策中可有可无的问题。
（四）合理分配维权成本
依法治理工作作为法治文化的重要体现，它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任何文化的发展进步，都必然存在相应的成本支付，依法治理工作也不例外。这种成本支付最集中的表现是对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即当权利受损时，对损害的追偿往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问题是由于当前诉讼成本的过于高昂，作为权利受害人的一般公民，如果诉讼成本远远高于应维护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往往选择低成本的道路。如上访、私了或走极端，结果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要促使人们对法律的信仰，首先必须解决好法律运作过程中的成本支付问题，对法律运作的成本进行重新分配，建立维权与成本支付相统一的国家诉讼制度。由于当前我国法制尚不健全，执法过程中的执法犯法、枉法裁判、以权代法和执法队伍素质差等问题仍然较突出，法律运作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支付问题显得更引人注目。是否运用或规避法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民众的成本支付能力。要防止人们对法律的规避，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把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引发的诉讼成本支付纳入国家法律运作成本范围，由国家建立的专项支付资金统一解决，才能消除因一些当事人难以支付相应成本而无力进行权利请求和执法机关因利益驱动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彻底杜绝当前出现的“赢了官司输了钱”的不正常现象。本文以为，在当前法治主体素质尚还较差、守法精神尚未全面形成的情况下，国家应承担起这种成本投入的义务，把法律运作成本计入国家成本范围，建立起由国家支付为主、个体支付为辅的法律运作支付体系。即国家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对诉讼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在诉讼前应先由国家支付，待诉讼结束后，再将相关费用转移给相关违法责任人，由责任人承担诉讼发生的所有费用和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并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有无发生当事人与执法主体的钱权交易作为案件违法的一个构成要件加以限制，以此来规制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驱动问题，以保障任何法律规范主体充分行使参与诉讼的权利，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成为可能。同时，国家还应用这笔资金支付因国家机关行政执法违法给群众造成损害的赔偿，使群众利益不因法律运作面临的困难而受损，以增强广大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当然，群众这种“无障碍参与诉讼”的权利是相对的，它必须以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权利为前提。而对无理纠缠则应视为对法律秩序的干扰和破坏，应予以严肃追究和惩处。
综上所述，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广大群众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又要规制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唯其如此，才能在全社会树立起对法治的信心，促使依法治理工作真正融入法治文化的轨道。

（作者系中共怀化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原载2003.12.25)


知识背景·读书·法学教育
——读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注1）

贺胤应


梁治平等人写作的《我的大学》，我早就垂涎已久。无奈囊中羞涩，一直停留在在书店里翻阅的状态。然而，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我，终于在中法图西安分公司开张之际以优惠价购了进来。记得书是星期五早晨买的，至第二天下午时，已经全部读完了。真切地体会了一次什么叫“一口气读完”，这种经历于我极为罕见。读完这本书，让我这个在大学里发表了几篇论文的有点沾沾自喜的人，感到万分汗颜；同时，也颇有几分遗憾及与此书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这本书能早点出版，且我能早点读到，或许我的大学会是另一番模样。现在，读到了，有点迟，但还能弥补一下。毕竟大学还有多半年，这多半年，应该不会再“浪费”了。
《我的大学》是西南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学子学术文库中多部作品的“自序”的结集，是关于大学、关于西南政法学院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中成功者的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基本都从大学入校后写起，写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写怎样与学术有心或无心的接触，写怎样在学术上取得硕果累累，等等，直至现在。阅读这些情真意切的回忆性文章，一方面，能使我们这一代人更清晰地体察上一代人求学和成长的艰难和坎坷，感受一位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在思想和知识求索道路上艰辛与快乐。另一方面（也是颇有意义和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品味、反思甚或联想，思考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学习及其它可能思考也应当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本篇书评要探讨的问题。

记得刚刚接触法学，就有教法理学的老师告诉我们，要学好法学，必须得有很好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后来，一位有点激进思想的老师甚至还说“从法学到法学是一条‘死路’”。这些中肯的经验之谈，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大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即使不“出”，也留在脑海里发霉了。我似乎也患有这种毛病。梳理完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人生和学术发展的轨迹后，我确信我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甚至可能使自己人生理想破灭的错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太不重视了；大学三年，读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太少了。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虽然都术有所攻学有专长，但同时都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这种知识背景或为哲学、或为文学、或为历史、或为经济学等。例如，田平安读中学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或做一个能言善辩的哲学家，高考填志愿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专业和哲学专业（第36页，本文所注页码，无特别说明者，均出自《我的大学》）；江山在哲学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上大学前就已经写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哲学论著（第52页）；李浩因“中文基础还不错”，本科读的就是汉语文言文学专业（第84—85页）；卓泽渊也称他中文学习的相当不错（第201页）；赵万一本科阶段学习的是经济学，具有较为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础（第226页）；程燎原也自小酷爱历史，高考第一、二志愿分别填报了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不料却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第287页），等等。另外，基于兴趣的原因，书中的许多作者当初在选择法学时显现出或多或少的不情愿性或意外性，但入了“法门”，既来之，则安之，这种因为兴趣而形成的知识背景则为他们在法学领域“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联系到这些学者目前在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杰出成绩，我们似乎可以说，法律学者要想在法学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突破，就必须得具备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之所以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除了兴趣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外，似乎就只有一条路：读书，勤奋的读书。书中的许多作者都是这样过来的。顾培东说：“作为彼时西政研究生的一员，三年期间，我不敢有丝毫的疏懒与懈怠，读书和写作构成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第262页）；从小就喜欢读书且有点读书“狂”的舒扬更是认为：“一个喜好阅读的人，如果不去上学，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他把读书和读书的过程视为自己生命的年轮（第274—286页）；张卫平也谈到许多同学“学习的劲头是如此之大，疯狂阅读各种书籍”（第139页）；李少平当时“找来一切可读的书来看”，认为“一本好书，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第94页）；其他人，如舒扬提到的读书最用功的叶峰、江必新、夏勇（第284页），读书读的没有星期天甚至达到忘我境界的潭世贵（第296页）等都让我由衷地敬佩。此外，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晓，政法学院都属于灾后重建，可读的法律书籍少的可怜，可以推测，他们当时读的书在类型上来说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前辈们读书如此用功，然而，今天的法学院学生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读书了。笔者今年五月有幸参与了所在年级的一次学生综合状况问卷调查的策划、统计和分析工作。发现大学三年来，全年级近600名学生中竟然有23%的学生没有读过一本法学著作（教材除外，下同）；52%的学生读了1—3本法学著作；15%的学生读了3—6本法学著作；6%的学生读了6—9本法学著作；4%的学生读了9本以上的法学著作（注2）。 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阅读自己本专业书籍的情况都如此糟糕，对于其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书籍的阅读就更不敢想了。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一是从来不喜欢读书；二是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关于前一种原因，我认为发生的概率十分低。首先，一个能考入大学的学生，足以证明其智力不低，对学习有一定兴趣，不会不喜欢读书。其次，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法律专业日益火暴，报考的学生逐年增多，法律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水涨船高，如笔者所就读的学校，虽属二本，但招来的学生大多都上了一本分数线。因此，就高考这一标尺来衡量的话，法学院学生的素质明显高于其它同类专业（如中文、历史等），从这一点言，法学院学生甚至比较喜欢读书。关键是后一种原因。法学院学生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他们的时间都“消费”在什么事情上了？每一位对当下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学生刚踏入校门，就被各种各样的过级过关考试吸引了过去，形成：大一开始考计算机，大二开始考英语四六级，大三大四开始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注3）。 同时，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且具有实质意义（奖学金）的评价体系，也使许多同学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高中阶段的老一套学习进路，抱守残缺，仅局限于上课、读教材、考试突击复习、争取分数，视野得不到扩展。大学标榜的是一种素质教育，实则仍然是一种变化了形式的应试教育。这一点，全国的大学和法学院基本是一样的。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前面关于读书的调查情况在许多大学都存在，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产生的直接后果有二。
首先，法科学生人文素质的下降。人文素质怎样获得，除了学校设置的课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读书，尤其是读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现在，法科学生很少或根本不读这方面的书籍，知识面自然狭窄，人文素质必然不高，进而，会影响到法律人的整体素质，这对我们建设法治十分不利。众所周知，在西方诸法治国家，法律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十分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大力呼吁应提高中国法律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这种要求是正当而且必要的，也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的一环。但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人们是否具有那样的“素质”去获得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在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能力与他所工作的地区的发达程度及他在这个地区中的社会地位一般是成正比例的。
其次，法学研究生素质的下降。近年来，研究生素质下降，学历贬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法学研究生也不能例外。法学研究生素质下降的根由在于本科生素质的下降，两者是前后相关的联系。由于本科阶段学习的教条和知识面的狭窄，使得许多在本科阶段学习较好的学生考上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呈现出一种类似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劣势”（注4）， 即以前那种学习路径不再起作用，迫不得已而更加着迷于他专业里的那一亩三分地。于是，学问不是越做越深，而是越做越僵化，越没有潜力。进而，为完成所谓的科研任务，掏钱发表论文成为时尚（注5）。
鉴于此，我认为，并呼吁。
第一，改革现有的法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大学四年，应该拿出一年半的时间来开设一些少意识形态性而多科学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培养起法科学生基本的哲学社会科学常识，法学专业课则开设在余下的两年多时间里。
第二，要充分重视就业难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减少以至根除学生中急功近利的心态，形成一种读书，静心读书，读自己喜欢书的氛围，让大学生在读书中获得乐趣。

历来，能对读书及教育问题谈四说三者，非资深之辈莫属。而我，又何德何能，明知故犯，岂不冒天下之不韪。所以想说，理由有二。一是作为一名正在接受法学教育的的学生，我对法学教育之现状有切肤之察，我更理解作为一名法科学生最需要什么。二是应该感谢《我的大学》，通过阅读及产生共鸣，使我终于鼓起勇气将心中积蓄已久的东西写出来。但就这本书而言，仍然有两点遗憾。一是作为回忆录，尤其是非专业作家撰写的回忆录，容易犯一个错误，即对回忆中的人和事往往流于过度的夸张和赞扬，使原来真切的事实变了味。在阅读一些文章的过程中，我不时会感觉到，似乎当时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都很用功。多次翻阅之后才在舒扬的文章中释了惑，当时也有学生“平日不怎么认真读书，考试前就临时抱佛脚居然也能像模像样地混过去（第285页）”。其次，因为是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一些文章完全成了学术观点的堆彻，《老师栽树，学生乘凉》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没有读过作者写的论文，读起来就颇有点困难，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还是值得称道。对于生活在今日僵硬教育体制下想学点东西的莘莘学子来说，十分值得一读；对于关注中国大学教育、法学教育及其改革的人来说，也颇值一读。
注释：
（1）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李永宁执笔：《关于法学一系2001级学生综合状况系统问卷调查的总结报告》，2001年9月， http://www.nwupl.edu.cn/xwfb/subSite2596/program14340/15182.htm
（3）这里一个对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张卫平谈到“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像‘大字报’一样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这些文章无疑构成了当时大学的一道风景线（第141页）”。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各种各样的培训海报、招生广告也构成了一道风景线。尽管时代不同了，这种对比却颇值我们思考。
（4）杨小凯：《后发劣势》，载张曙光主编《思考变迁—经济演讲录》，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5）余杞：《研究生的论文》，载《读书》，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