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提高交易的效率，法律赋予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法定解除合同。但是，由于合同法定解除权毕竟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所以对于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必须予以限制。我国法律中规定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以通知的方式，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但是由于我国法定解除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多规定比较模糊，如通知是否是解除的必要前置条件等。为了更好的发挥法定解除的优势，应当完善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明确通知的效力，确定相对人异议期，严格规定通知为书面方式。

　　【关键词】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通知；异议


　　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通过法律赋予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将合同终止，这对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法定解除制度毕竟是打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因而法定解除需要严格限制，如行使方式方面。通过严格法定解除行使方式，从而限制法定解除的滥用，以达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一、回望：我国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关于启动法定解除的方式，我国的法律从忽视到逐步加深研究，在《合同法》统一该制度时，对于方式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具体为：　　　

　　第一，以“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当事人决定法定解除后，应当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对方。”所谓通知，是指特定的人将某一具体事项明确告知对方，让其清楚相关事宜。对于通知是否要特定的形式，我国法律并未严格限制，当事人只要是以“通知”的形式向对方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即可；

　　第二，解除的“通知”采用到达主义，以到达对方为标准，只有通知到达了相对人，解除才发生效果。到达主义是指当事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相对人，这里并不苟求通知一定是亲自告知当事人，而是指解除的意思表示通知到达相对人能够控制并且应当了解的地方。①比如，解除权人如果是以邮箱的方式通知相对人，则该通知需要进入相对人的邮箱内即可，如果有指定邮箱则需寄往指定邮箱，如果没有则只需要寄往当事人能够接收、控制范围内的邮箱即可；

　　第三，在“通知”到达后，相对人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可以对解除行为提出异议，一旦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的效力。“异议”可以是相对人对解除权人是否享有解除权或者解除权人解除权的行使有不同的意见。提请至司法机关来判定该解除合同是否有效，这是一个确认之诉。由于单方就可以启动法定解除，只是根据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故而，解除人与相对人的权益是不对称的。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较为薄弱，故当一方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存在一定的问题时，为了保护相对人的权益，让司法机关通过确认解除效力的方式来审查解除的合法性。这样不仅一方面均衡人解除双方的权益，避免了解除人权利的滥用，一方面又能促进稳定市场交易秩序；

　　第四，法律法规要求特定手续的，应当按照要求办理，比如批准、登记等。一般情况下，法定解除仅需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办理一些手续，比如批准、登记等，解除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办理所需要的手续。解除的行使方式，在《合同法》统一解除制度后被第96条整体规定，要求当事人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启动解除，将其解除的意思传达给对方，让对方知晓，相对人在收到通知后，有权对解除这件事情提出异议。这里需要主要的是，法定解除是全体针对全体的，在有多个当事人情况下，不可以仅对其中一部分当事人解除，而对一部分当事人不解除，法定解除不可分，要么全体解除，要么继续履行合同。

　　二、反思：法定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过于含糊

　　（一）通知的效力不确定

　　第一，通知是否为法定解除必要的前置条件。

　　法定解除中，“通知”是否是其必要充分条件，该问题直接关系到法院是否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司法实践中，常常发生法定解除条件出现时，当事人并不直接解除合同，而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将合同解除。这一问题在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各法院对此问题认识不一致，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一审和二审的判定不一样，这样非常不利于司法的统一。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说，该学说认为法院不能直接裁判解除合同，当遇到当事人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时，法院不能立案，不允许法院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通过细分析法条的意思，通知是必要程序。法条规定：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应当” 一词表明通知是行使解除权的必要的前置程序，只有先通知相对人才能解除合同。该条的规定排除了法院裁判解除合同，法定解除一定要先有当事人的通知；一是肯定说，该说认为当事人未通知相对人解除合同，而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可以依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的，法院有权直接裁判解除合同。该学说的主要理由是：虽然《合同法》第96条第1款明确规定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通知并不是必要的前置程序，当事人在未通知相对人的情况下直接起诉至法院，法院是有裁判解除合同的权利的，当事人的解除意思并不和司法机关的裁判相矛盾和冲突。

　　第二，法定解除的生效的时间点模糊不清。

　　法定解除是依据一方的意思表示，一般情况下，只要当事人通知了对方，法定解除即刻生效，合同归于消灭，故而我国法律对法定解除的生效时间并未予以关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解除生效时间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当事人启动了解除，但是相对人却对此有异议，那么该解除是从解除的意思表示传达起算还是从法律裁判文书生效起算呢？实际案例中，对于法定解除生效时间的判断标准认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法定解除既然是单方法律行为，仅有一方的意思即可生效，即使出现相对人异议的情况，这也毫不影响解除的生效时间；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不这么认为，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但是一旦遇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法定解除问题进入司法程序，那么就不应该仍然由法定解除人的意思表示时间点为解除生效点，而应以法院判决为主。

　　（二）相对人的“异议期”未确定

　　法定解除是依据单方法律意思表示，一旦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则合同就自行解除。这种程序是单向性的，一方实施行为即生效。解除人与相对人关于法定解除地位是不平等的，权益亦不均衡，相对人只有被动等待解除人的行为来决定未来合同的命运。故而，为了均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防止法定解除制度滥用，允许相对人对解除提出异议。关于异议权，我国是采用事后审查制，即在当事人实施解除行为，通知对方解除后，相对人对此有异议，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对解除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当事人一旦将解除的意思通知到相对人，合同就已经解除了，之后提出的异议实质上是撤销解除合同效力。异议权的存在使得解除不仅只属于解除人，相对人也能对解除合同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这样会导致合同的效力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即使当事人解除合同，也随时有可能因相对人的异议而被撤销，合同又从解除恢复到有效的状态，如此反复，极度不利于交易安全与稳定。如果仅仅规定异议权，却不确定异议的期限，那么合同纠纷会冗长、复杂，违背了法定解除权制度的公平效益价值，故确定异议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通知方式要求不严格

　　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仅需要一方的意思表示即可。史尚宽认为，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向他方当事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而这种意思表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②但是，所谓的“默示”实际上是很难确定的，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本身就是为了结束合同不稳定状态，如果以难以确定的默示方式为解除方式，则有悼于法定解除制度本身的目的。我国《合同法》虽然要求了当事人需要通过将其解除的意思通知相对人，以此为解除方式，但是对于通知的具体方式我国没有限制，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不利于解除意思传达的确定和安全。

　　三、完善：明确法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一）明确通知的效力

　　第一，通知不应作为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

　　虽然法定解除是单方法律行为，只需要一方的解除行为就可以，但是这并不是指当事人的解除意思表示是唯一的方式，不当然排除司法机关裁判的权利。通知是解除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必然的前置条件。否定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从法条上解释看似合理，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当事人如果因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情况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保护其权益。如果否定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利，则解除合同的效力就不能得到法院的确认，前提基础尚不能被法律所确认，又怎么判决解除后的效果呢？这样的话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诉讼根本无法进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相较之下，肯定说更加合法解除制度的目的。首先，虽然第96条第1款规定了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相对人，但是这只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要求，而不是对于法定解除权行使前置程序的硬性要求；其次，以当事人的解除行启动解除，是属于私力救济，而法院直接裁判是属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两种不同的救济方式，两者不是排斥关系，而是协调和补充的关系，可以相互转换的。当事人既然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自然也应允许其采用公力救济的方法保护自身权益。所以，法定解除既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行为启动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裁判；最后，解除权是形成权，其并不会排除请求权并存。虽然形成权仅需要单方的意思表示即可，不需要国家强制力来执行，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排斥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请求权。形成权与请求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法定解除权作为法定权利，自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诉请至法院就是保障法定解除权的一种手段，应当许可。

　　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是一体的，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权益，在赋予当事人私力救济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允许公力救济。关于统一法院判决法定解除合同这一问题，我国法律上可以增加一条司法解释：当事人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但是并不排除司法机关直接裁判解除。

　　第二，解除生效时间点不以通知为唯一标准，而根据实际解除情况判定。如上文所述，通知并非是法定解除的必须前置条件，故而，解除的生效时间点也不以通知时间点为唯一判断标准。当出现当事人对解除有异议时，如果法院判决法定解除生效，则以判决的时间为法定解除生效时间，而并不仍以通知为解除生效时间点。如果当事人对解除意思表示无异议，则以当事人解除通知之日起为解除生效时间点。
新破产法亮点之管理人制度对清算组制度的完善
（本文作者:丛彦国）

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新破产法）。这部新的法律将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旧破产法）同时废止。与旧破产法相比较，新破产法总结了二十年来我国企业破产的实践经验，充分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体例更为完备，内容更加充实。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部重要法律，新破产法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中尤以管理人制度最为引人注目。　　

根据我国以新破产法为核心的新破产法律体系与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人制度的研究，所谓管理人，是指在破产程序中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并负责债务人财产管理与其他破产事务的专业组织或个人。管理人制度是新破产法在我国建立的一项新制度，新破产法把管理人制度放到了比较明显、重要的位置，其不但被专章地进行规定，而且贯穿于整部法律之中。这表明，我国将正式引入管理人制度，而旧破产法的清算组制度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旧破产法的清算组制度相比，管理人制度具有明显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地位明确化

清算组或管理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一直是破产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形成了各异的理论学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代理说，认为其实质是代表被代理人的利益，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与破产事务的代理人。该学说又因被代理人的不同而分为破产人代理说、债权人代理说与破产人、债权人共同代理说。二是职务说，认为破产程序在法律性质上是具有公法性质的强制执行程序，其类似于执行机关的公务员，其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三是破产财团代表说，认为破产财团具有相对的独立人格，其是破产财团的受托人，在破产人之外取得独立的地位，以破产财团所有权人的名义管理、变价和分配破产财产。在法律制度中，各国的破产法或商法典对于清算组或管理人制度也均有规定，但称谓不尽相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之为财产管理人、管财人，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称之为信托人；我国旧破产法称之为清算组，新破产法则以管理人取代了清算组。关于这一制度的称谓也从侧面体现出清算组或管理人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之中有着不同的法律地位。

清算组或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可以通过其任免体现出来。旧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清算组可以聘请必要的工作人员。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旧破产法中的清算组是由人民法院指定，向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法定主体。从其组成人员来看，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但是，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既是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又是产权所有人的代表，由其出任清算组，不但没有合理的理论基础，而且严重违反了法律程序中的回避原则。清算组的这一体制决定了其往往在政府的行政主导与干预下工作，破产清算便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基本价值目标相背离，而被政府的行政价值目标所取代。因此，清算组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中立的法定主体。

根据新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产生并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债权人会议可以监督管理人，但如果对管理人有异议，其只能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无权直接选任或解任管理人。从新破产法的规定可以看出，新破产法采取了合理的理论学说，认为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法定主体，兼顾多方利益。这便是新破产法的立法精神，即新破产法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制定法律的，考虑了企业破产不仅涉及到债权人利益，而且还涉及到破产企业职工、破产人、相关利害关系人、政府、当地社区、政府以及法院等多方面利益，新破产法的制定不仅重点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且还兼顾其他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作为新破产法的破产程序主导者之一的管理人，便以一个相对独立、中立的法定主体出现在破产程序之中，这种全新法律地位的确立与明确将会更有利于实现破产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

二、效力范围广泛化

新破产法的管理人制度对于旧破产法的清算组制度有着更为广泛的效力范围，这取决于新破产法对于旧破产法效力范围的扩大化。法律的效力范围指法律规范的约束力所及的范围，即所谓法律的生效范围或适用范围，包括法律规范的空间效力范围、时间效力范围与对象效力范围三个方面。

（一）空间效力范围国际化

法律的空间效力范围是指法律规范生效的地域范围，包括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两个方面。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与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日益广泛与复杂，当事人的住所地与其财产位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这必然产生一个国家与地区法院破产程序的约束力是否及于破产人在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财产与行为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遇到的这类问题急需立法予以解决。根据旧破产法的规定，当住所地或者主要营业地在中国的债务人破产时，清算组不能将其位于国外的财产并入中国的破产财产，这难以实现对中国债权人利益的充分保护，同时也给债务人隐匿或转移财产留下了可乘之机。同时，旧破产法对于在外国开始的破产程序在中国的效力问题也不明确。因此，新破产法对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是十分必要的。新破产法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有限度的普及主义，即在本国开始的破产程序，效力及于债务人在国外的财产；在国外开始的破产程序，经人民法院裁定，对债务人在国内的财产发生效力。新破产法空间效力范围的扩大化使得管理人较清算组有着更重大的职责，具有国际化的色彩。

（二）时间效力范围朝阳化

法律的时间效力范围是指法律规范的有效期间。早在1986年通过的旧破产法就对国有企业的破产作了规定，这部法律对规范我国企业破产行为，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我国企业破产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旧破产法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目前经济的发展与企业的改制。因此，我国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了新破产法。新破产法明确规定其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法律的施行日期是指法律生效的日期，即其自2007年6月1日起产生法律效力。新破产法的通过与施行日期之间相隔九个多月，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考虑到企业破产法专业性强，为了使广大公民、组织与有关机构、部门能够充分地学习、理解、掌握新破产法，从而保证其能够得到有效的遵守与执行。同时，在新破产法通过以前，有关的部门与机构为规范企业破产行为，颁布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规定都需要时间来进行清理，以废除或修改那些与新破产法相抵触的规定。此外，新破产法规定的一些措施、制度等，需要一系列配套规定予以具体化，有关部门与机构也需要时间作出具体的规定。随着旧破产法的废止与新破产法的实施，新破产法的管理人制度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这一朝阳制度将逐渐取代旧破产法清算组这一夕阳制度。

（三）对象效力范围市场化

法律对象效力范围是指法律对主体的效力，即一国法律规范可以适用的主体范围，对哪些主体有效。首先，根据旧破产法的规定，其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前，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叫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的范围要大于改革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范围。旧破产法一方面规定了公用企业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都具有破产能力；另一方面考虑其特殊性，对其破产进行了限制。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联营企业中联营各方均为国有企业的，应适用旧破产法。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经济主体已出现多元化趋势。旧破产法将其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的规定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我国新破产法适应形势的发展，对其对象效力范围作出了全新的规定。新破产法规定，除已经确定按照政策性破产政策实施破产的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法人的破产应适用新破产法。其次，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适用问题，旧破产法并没有特殊的规定。而新破产法首次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纳入到适用范围之中，但是由于这些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新破产法采取了折衷适用的方式。此外，根据新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如果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新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如《合伙企业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都有破产程序的相关规定，其中属于破产清算的，都应参照适用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程序。因此，新破产法的调整范围要广得多，因而作为新破产法一项重要制度的管理人制度也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发挥作用。

三、构成模式科学化

根据旧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旧破产法这种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清算组构成模式有着较强的行政色彩，其目的是为在一些问题（如职工安置）的处理上得到政府部门的行政协助。但是，破产清算工作具有法律责任重大、专业性强、工作强度高、期间漫长等特点，因此，这种构成模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往往不但实现不了这一构成模式的价值目标，而且还产生了诸多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并且，这种单一的构成模式也无法适应司法实践中破产案件的多样性。因此，新破产法坚持理性、和谐、与时俱进的价值准则，从管理人的资格条件与资格形式两个方面对旧破产法清算组的构成模式进行了创新。

在资格条件方面，新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管理人：（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二）曾被吊销相关专业执业证书；（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四）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个人担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执业责任保险。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担任管理人的消极资格是不得具有新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四种法定情形，积极资格是需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个人担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执业责任保险。而旧破产法关于清算组资格方面只有一条相应规定，即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相对于清算组，管理人的资格条件一般都要求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与业务经验，并且应当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专门负责破产事务，因此，管理人能够更好地处理好破产事务。

在资格形式方面，新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可以看出，管理人可由清算组或中介机构担任，也可以由个人担任。在企业破产程序中，有的案件法律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法律适用明确，对于这类破产案件，仍然由清算组来担任管理人可能费用过高，增加了破产成本。因此，出于效率与经济的考虑，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还可以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在征询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而旧破产法中规定的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这种单一的构成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复杂与多样的破产案件。

通过新破产法中的管理人制度，可以看出新破产法是一部体现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预示着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定与法律适用正朝着更为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被誉为经济宪法的新破产法的出台，将更为有效地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新破产法中的管理人制度也将更好地成为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