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研究

一． 无意思联络共同侵权是共同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的联系所在

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共同侵权行为是指加害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加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单独侵权行为中，加害人只有一个，因此过错和责任的认定相对简单。在共同侵权行为中，由于主体的复合性，即加害人是多数人，对共同过错的认定就比较复杂，需要从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在单独侵权行为当中，只存在一种法律关系，即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而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实际上存在着内外两种法律关系，就外部而言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发生了一种法律关系，而与此同时，在加害人内部即加害人之间也因共同加害行为产生了一种法律关系。正是因为共同侵权行为存在着两种法律关系，其纠纷的解决相对于单独侵权行为所引发的纠纷的解决而言更复杂，更困难。正是基于此，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后者区分了两种诉讼：一种是由受害人向一个或多个共同侵权人提起的诉讼，称为主诉；另一种是向受害人支付全部赔偿费用的一个或几个加害人，向其他共同侵权人提起的责任分担之诉，称为追偿之诉。
所以，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征有四个：一是主体的复合性，即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加害人存在；二是行为的共同性，即数人之行为相互关联。构成一个统一的致害原因；三是结果的单一性，即共同的加害行为所生之损害结果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四是责任的连带性，是指所有共同侵权行为人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其中，行为的共同性是共同侵权行为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
有关共同侵权行为的几种理论学说 共同侵权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关其界定，不仅理论上尚有争论，而且立法上也表述的不够清楚。从各国法律均规定共同性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究竟为“行为共同“抑或是”意思共同“各国法律均未规定，而各国学者们对共同性的理解又多有不同，有人主张主观说，有人主张客观说，有人采取折衷说，正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和学者意见的大相径庭，才导致了实务中法律适用的偏差。
客观说否认共同侵权的构成需要加害人的意思联络，正如民法学家史尚宽所言：“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法上之共犯不同，尚各自之行为，客观上有关联共同，即为足已。”
主观说认为加害人间不仅需要行为之分担，且须有意思之联络（即共同意思），至少限度，亦须有共同之认识始可，否则若偶然的数人行为结合时，即难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民也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在于数个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具有共同过错，既包括共同故意，也包括共同过失。
折中说认为，判断熟个加害行为是否具有共同性或者说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才能兼顾受害人利益和加害人负担，进而实现侵权行为法平衡社会利益的主要功能。从主观方面而言：（1）各加害人均有过错，或为故意，或为过失，考虑数个加害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但是不要求共同的故意或者意思联络；（2）过错的内容应当是相同或者相似的，过错的内容是指加害人的具体的心理状态，如对他人之生命健康权试图进行加害，或者对他人之生命权疏于应有之注意。从客观方面而言：（1）各加害人的行为具有关联性，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整体；（2）各加害人的行为均构成损害结果发生原因不可或却的一部分。共同侵权行为在客观方面的特征，将其与多因现象的侵权行为（如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区别开来。于共同侵权行为，各共同加害人的行为具有关联性，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行为，这一行为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相反，多因现象的侵权行为，各个加害人的行为都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
综上所述，对共同侵权行为共同性要件的不同定位将直接决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的归属。

如果对共同侵权行为共同性要件采主观说，那么，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情形，各加害人并无侵权的意思联络，其各个行为仅是偶然结合在一起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去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与共同侵权行为判然有别，各个行为人将分别对损害结果承担个别侵权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这将限缩共同侵权行为及连带责任的适用从而减轻加害人的负担。
如果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共同性要件采取客观说，那么，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的个加害人虽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并无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因各个行为关联共同，因此构成共同侵权，进而各个行为人应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无疑将会对受害人提供更有力的保护与救济。
如果立法者想平衡社会利益，那么对共同侵权行为要件采取折中说当为自然之理。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则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多数情况下，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就是共同侵权行为。
三种学说各具其理，难分孰是孰非。如此看来，欲求问题之根本解决，只有待立法机关对“共同”的含义作出明确解释或最高司法机关发挥其司法造法之功能，类型化示范性之判决进而对法律条文之适用作出解释。但是，现代民法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类型的规定还是一致的，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种类型：第一，基于共同意思联络的一致行为，例如合谋伤害等；第二，基于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过失，例如共同作业人疏忽大意造成事故；第三，基于共同关联行为和分别的过错（故意或过失），例如两车想撞致车上乘客受伤；第四，基于分别过错的结合，例如某重病患者因数家医院无理拒绝收治而延误致死，数家报纸同时报道一项不真实消息致使他人名誉损害；第五，共同危险行为，亦称准共同侵权，是指在相同时间和地点从相同行为的数人中不能够确知谁为加害人时，基于推定确定，但加害人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失或其过失不具有共同性而主张免责。
笼统的说，共同侵权行为可以划分为1，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和2，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可以分为2，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共同侵权行为和3，无意思联络的单独侵权行为。如图所示：

1．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2．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 3．无意思联络的单独侵权行为

第2部分即为两者的结合点，也正是共同侵权行为和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的联系所在。










二，区别加害行为直接结合和间接结合的方法和意义
我国《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指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教唆，帮助无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民事责任。”这一司法解释补充了立法上的疏漏，使我国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更加的科学，完善，同时也使我国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更加科学，完善。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制度在我国不仅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判例的产物，而且为法律所规定，但当时法院处理此类案件所依据的也仅仅是理论而非法律。传统的共同侵权观拘泥于共同意思联络的观点，否认基于过失的共同侵权行为，这种观点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代侵权法的发展主要集中在非故意侵权领域，尤其是事故致损领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均突破传统的共同意思要件的束缚，建立了共同的过失规则，从而使现代共同侵权范围得以扩张，包括了传统的共同侵权和多因一果等多数加害人致损的情形。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两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这条司法解释的规定，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则构成共同侵权，而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行为间接结合则不构成共同侵权。相应的所应负的责任形式也有所区别，构成共同侵权则负连带责任，不构成共同侵权则负各自责任。结合以下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
案例一：1999年8月6日9时10分，被告杜吉宝无证驾驶闽d-50070农用车，撞到坐在集美区灌口镇东辉小学边休息的原告庄恩岳及其停放在旁边的两轮摩托车，造成原告右侧盆骨闭孔双骨折，右关节活动动能丧失29。6%，经伤残评定为十级。此事故经集美交警大队派员现场调查取证，于1999年8月10日作出第9908329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1）杜吉宝无证驾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5条，第7条第2款，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应负本事故全部责任。（2）庄恩岳不负本事故责任。”本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车辆d—50070农用车系被告魏生友所有，1999年8月6日魏生友将车停在杜吉宝看管的工地时，将车钥匙放在车上。该起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庄恩岳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1732。06元，其中包括摩托车施救费100元，摩托车维修及材料3265元，医疗费3316。20元，继续治疗费7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0元，误工费3233。61元，残疾生活补助费9870元，护理费922。25元及交通费200元。被告杜吉宝于事故发生后分几次共支付原告4500元。
被告魏生友辩称，其停车后车钥匙放在车上，杜吉宝未经其同意上车开出6-7米时，其上车制止杜吉宝开车，杜吉宝要刹车时却踩到油门，致使事故发生，本起交通事故应由杜吉宝负主要责任。
被告杜吉宝辩称，魏生友于事故当时是在车上教其开车，并不是在制止其开车，魏生友对此事故应负一定的责任。

结合上述立法例及学理之分析。我们可知，共同侵权行为，首先是侵权行为，其构成应当符合某一特定侵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如本案中两被告共同侵害原告身体完整权，已具备了行为的违法性（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损害（原告身体健康受到了侵害），因果关系，过错（违反了对原告的安全注意义务）这四个要件。但作为共同侵害他人身体的侵权行为，除了上述四个要件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构成要件，才能构成“共同”，也才能让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别构成要件包括：主体的复数性，行为（或意思）的共同性，结果的统一性，责任的连带性。
本案中，被告杜吉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25条‘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方准驾驶车辆“的规定，无证驾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以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身体损害。因此，作为致害庄恩岳的直接负责人，被告杜吉宝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失。被告魏生友做为农用车的所有人和驾驶员，将车停在杜吉宝看管的工地上，将车钥匙放在车上，在事故发生时对其车辆管理不善，致使杜吉宝有机会驾驶车辆，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在本案中两被告虽然没有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但是由于被告杜吉宝的过失行为与被告魏生友的过失行为的结合，而共同侵害了同一受害人庄恩岳的人身完整权，导致俩原告的损失，故对两被告的加害行为的共同性应当认定成立。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书，被害人庄恩岳不负事故责任，故本案中也不存在混合过错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两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两被告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二：甲县建筑勘察设计室修建职工联建防，并吸收单位外其他人员参加联建，由乙物资站负责该楼的下水管道安装。该楼房底楼为商业门市营业用房，二楼以上为住宿房，内装饰采取各联建户在不改变原结构的情况下自行办理的饿方式进行，门市房极其以上楼层共用一个排水系统。楼房竣工后，符丙购买该楼底楼门市房作仓库使用，其上共用一个排水系统的各楼住户也先后对各自的饿房屋进行了装修。后符丙发现其门市屋顶及门面漏水，侵湿了部分仓内货物导致损失，并支出转移商品搬运费，管道维修费，有关部门勘验鉴定费若干。
经鉴定，物资站安装的下水道符合国家标准。但有证据证明，在渗漏发生后，物资站安装的下水道符合国家标准。但有证据证明，在渗漏发生后，物资站在维修堵塞管道时，曾将堵塞的横主管出口处下降了2厘米，这表明原安装时横主管道的出口高于了进口部位，违反了安装规则，是造成堵塞的主要原因。另在维修时拾出的堵塞物中，找到散开的5米钢卷尺一个。可确认，同一排水系统的楼上各住户装修房屋，含有水泥沙浆的污水从下水管道排放，遇逆坡管道处淤结，结块成为堵塞物；下水道安装或各户装修都有将钢卷尺掉入管道的可能性，不易排出，与结块的水泥沙浆一起，堵塞了管道，使排放的污水反从2楼厕所等污水进口溢出，再渗到底楼门市，故造成了损害。
后符丙诉至法院，要求乙物资站和及其楼上各住户赔偿其商品损失，层面和卷帘损失以及处理事故所花费的费用若干。法院最终判决由乙物资站赔偿了原告大部分损失，其他损失有其他被告分摊。
本案的损害发生的原因之一，从因果关系上属于：“多因一果”的类型。被告乙物资站安装的排水管横主管不符安装规范，是造成管道堵塞的主要原因：其他被告装修房屋时排放的水泥沙浆等具有凝固性的圬物随污水排入下水道遇不规范横主管淤积，是堵塞发生的必要条件。其中，乙物资站安装的横主管不符合规定是发生堵塞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大于其他原因，仅此就可以决定其责任要大于其他的被告，况且不排除其在施工中将钢卷尺遗留在管道中，从而确定其负担主要责任。
其他被告只是依其有装修行为推定排放造成了堵塞的泥沙，而单独一户排放难以造成堵塞，虽也不排除各自施工中将使用的钢卷尺掉入下水道，但毕竟每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小，故每户在本案中的原因力大大小于乙物资站，因此他们承担的责任也要明显小于乙物资站。据此，本案中各个被告各自责任的大小，完全可依其行为对结果的原因力来予以确定。
本案各被告的行为是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且均是各自独立实施的，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从这样的事实来看，似各被告均为单独侵权。但是仅有各被告的单独行为，是不会发生本案的损害结果的。本案损害结果是各被告的行为因客观，偶然的原因结合在一起才发生的是一种共同损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多因现象的侵权行为。该种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与共同侵权有所不同，各行为之间不负连带责任，而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本案判决各被告人各负其责，未判连带责任，就是由这种多因一果侵权行为的性质来决定的。
从法理上来分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是指数人在行为前无共同的意思联络，也无共同的过失，但数人的行为导致同一受害人某种损害。其法律特征在于：1。各行为人的行为偶然结合会造成对受害人的同一损害。由于数人在主观上无意思联络，只是因为偶然因素指使无意思联络人的各行为偶然结合而造成同一损害后果。使各行为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因素，不是主观因素，而是行为人所不能预见和认识的客观的，外来的，偶然的情况。2。各行为人无意思联络。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与一般共同侵权行为的区别在于主观方面，即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之间，主观上无意思联络。所谓意思联络是指事先通谋，即各行为人事先具有统一的致他人损害的故意。在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中，行为人不仅没有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过失。所谓共同过失是指各行为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和后果应有预见和认识，但因为疏忽大意或懈怠而没有认识。无意思联络的共同行为人通常并没有任何身份关系和其他联系，彼此之间甚至根本不认识，因而不可能认识到他人的行为性质和后果，尤其是各行为人不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和他人的行为结合，并造成对受害人的损害。若各行为人能够预见和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必然会与他人的行为结合，并造成对受害人的同一损害，则构成一般共同侵权。3。由于各行为人之间无共同过错，因此不能使行为人共同负连带责任，而应根据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从侵权法的“自己行为责任”的基本原则出发，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结果发生以后，由于偶然因素致使无意思联络的数个行为造成同一损害，不能要求其中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或连带责任，即不能按一般共同侵权的规则处理，而应是由各行为人对各自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民法对一般共同侵权行为人规定连带责任，是因为数个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共同过错，主观上的共同过错使数个侵权人的行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因而各行为人应负连带责任，而仅因为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偶然的结合就使其负连带责任未免过于苛刻，且与侵权法的基本规则相悖。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与一般共同侵权在承担责任上是不同的。当然，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是以各人的损害部分能单独确定为前提的。所以当数个加害人对自己的损害部分不能确定时，即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无法只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时，只有用共同侵权的规则来解决，既各行为人负连带责任。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数人无共同故意也无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一损害后果，其加害行为具有关联性，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整体，各加害人的行为均构成损害后果发生原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即一因一果，数侵权人主观过错状态区分的意义在于认定其连带责任的内部份额。而数个加害人的加害行为间接结合发生一损害结果属于多因一果，各个加害人的行为都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结合案例和理论及司法解释可知，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即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的表面特征为时空的同一性，其构成要件为：1、各行为人有积极的加害；2、它的损害结果是不可分的；3、各行为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都有直接因果关系。案例一中被告杜吉宝的过失行为与被告魏生友的过失行为的直接结合，而共同侵害了同一受害人庄恩岳的人身完整权，导致原告的损失，故对两被告的加害行为的共同性应当认定成立即两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直接结合成一个原因，从而产生一个损害结果，该行为的结合无疑符合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故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民法理论我们知道承担连带责任人可以在连带责任数额内，依据其过错大小，就其各自已承担的份额作适当的分割。分割协议对其内部产生法律约束力，对外的第三人而言并无法律约束力即对外仍应承担连带责任。而案例二中损害结果是各被告的行为因客观，偶然的原因结合在一起才发生的是一种共同损害，各行为之间不负连带责任，而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对当今监察工作的启示

中国政法大学2002级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姬晓红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等言官也已问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谏官系统开始规范化、系统化，南朝建立了专门负责规谏的集---书省。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形成台谏并立局面。
(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临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这时期，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体内容，它表现出了如下一些特点：
(一)皇帝握有最高监察权。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效果有赖于皇帝的贤明，监察官有赖于皇帝的保护。
(二)监察机构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和监察机关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
(三)重视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监察官的遴选。即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又要求监察官有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四)凭实绩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中国封建统治者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五)允许风闻言事。监察官可以风闻言事，是中古代监察制度中非常有益的一项规定。它可以使监察官大胆广泛地行使监察权，以利于提高监察效率，加强君主对群臣的控制。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同构性”——监察机构设置的大同小异
不管世时苍桑怎样变化，王朝怎样被推翻重建，亦不论是汉民族或少数民族执政，历代王朝总的监察机构、整个监察机构的设置无多大变化，连机构名称、官名和品位都大同小异。中央一级官高位显，拥有大权。但担任对地方监察的官员，职衔却较低，大多为七品官。这是一种以小制大的方法，迫使执行监察任务的官员兢兢业业努力勤政。
监察机构设置反映了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超稳定性。亦折射出封建统治集团的共同的阶级属性。当然，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各王朝建立时所处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其它原因，其监察制度的监察机制，运作方式等必然有所变化。
（二）差异性——强化皇权政治的需要
推动历朝历代监察制度在“度”的范围内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为了加强皇权。一部封建监察制度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说是一部维护皇权独裁史。历代统治者在弱化对自己监督的同时，必然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监察，历代监察制度的变化，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的总原则就是有利于皇权的强化。西汉武帝时创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证明。汉武帝时，疆域不断扩大，行政机构，郡国数亦大为增加，原有监察系统已不适应统治的需要。汉初，对地方的监督一是派员常驻，二是不定期派监察御史巡察各郡。这种方法很快显现出它的弱点：一是管理较为混乱，头绪纷然难理，二是中央常年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员时与诸侯王或地方长官相互勾结、屡生叛乱，御史监察已不可信。武帝元封五年始下决心“初置部刺史”。
汉武帝设计建立的刺史监察体制和它的运转模式，确有独到之处。首先，刺史由皇帝直接委派出刺地方，垂直向下延伸皇权，无任何官吏可敢与之抗衡。第二，职权明确，任务单一，刺史只管监察，对象主要州一级的地方长官。第三，刺史虽说权力很大，但所受限制亦大，他只能以“六条”问事，超出六条范围问事即为违法，对官吏只有“劾奏”权，没有罢免权处罚权。另外，刺史官阶不高，奉禄只有六百石，在职九年后，才可望升迁。这就迫使刺史竭尽全力去“纠劾”。第四，刺史本人受到双重监督，它的活动直接受御史中丞和丞相司直的指挥和监督，刺史轻易不敢有越轨之举。这种职权分明的监察制度对汉朝加强地方的控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异化性——统治者手中的“双刃剑”
历朝统治者为加大监察力度，使用的手段大致有二，一是提高中央监察官员的级别，使其机构和长官具有权威性。二是在具体操作上，历代的作法可归结为二句话：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即负责巡查地方的监察御史官职很低，一般为七品，官（监察官）属中央机构官员，代表皇帝和朝廷外出视事。这种以小制大，以内制外的办法，既可以提高执行监察的权威性，便于对地方的控制，又可以抑制他们飞扬拔扈滥用权力。统治者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然而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在加大监察机构的权力的同时，也隐伏着监察权力的异化。因此当监察者一旦失去或摆脱了被监察的时候，就成为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加速王朝崩溃的催化剂。然而当监察者一旦失去或摆脱了被监察的时候，便开始异化，而成为封建王朝的对立面，成为加速王朝崩溃的催化剂。
统治者手中的这把监察之剑，弄不好会割伤自己的。
（四）脆弱性——“强干弱枝”最终与己愿违
　中国历代监察制度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对京师百官的监察重于对地方官吏的监察。这无论从官职高低的设置，赋予权力的大小，或是从组织系统上来看，均是如此。监察京师的官员，官高位显，巡查地方的监御史则官低位末。在组织机构上，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御史往往只设于省级，将机构设到府一级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县乃至县以下的行政组织，则几乎没有。专司监察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府县长官或副手兼领，或“自纠”。为什么呢？大概他们认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胁主要来自朝廷中的显贵大臣。史实也确实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变所致，对那些手握各种大权的“三公九卿”们自然是放心不下，于是察监的重点便放到他们身上，而形成“强干弱枝”的监察模式。
　将这种模式再作分析，便可发现，此种作法归根结底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说穿了，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坐稳皇位。他们最关心也最耽心的是官廷政变。因为，一旦大权旁落，那些忠于主子的臣下们，包括监察员们每每看风使舵，另随新的权势者，皇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封建王朝监察制度的脆弱性，还表现在他的制约机制上。无论何朝的监察手段怎样严密如何周全，监察的组织路线却是始终不变的：用官吏监察官吏。纵观历朝历代还没有发现有发动庶民对官吏进行监察的记载。
将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加以归纳，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历代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纪检监察制度的建设，仍可供借鉴。然而，不论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如何严密周全，都无法解决封建王朝固有的内在矛盾，挽救不了封建剥削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三、古代监察制度对当今中国监察工作的启示
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在这一层意义上，彻底根除了劳动人民受压迫、奴役和剥削的状况，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真正是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公，使新中国的劳动人民享受到了比古代社会丰富得多的物质文化生活和优越得多的民主自由权利，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然。按照我们的愿望，社会主义制度正应该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出现政治无比清明的景象。其实不尽然，新中国自建立至今，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作风时有出现，而且有时甚是猖狂，监察制度面对这些事实也显得过于疲软，没能充分的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的监察工作在具体实施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级监察主管应积极对自己的监察范围负责，支持下属和下级监察机关、监察人员的工作，切实保护下属和下级监察机关、监察人员的合法权力和利益，以保障监察作用的充分发挥。
(二)给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致于受到其它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
(三)在监察官的选任方面，除了借鉴古代监察官选任的三项条件外，还要求被选任的监察官具有坚实的社会主义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的过程中要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
(四)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监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其奖惩、升降。在这一方面，同样要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
(五)借鉴古代监察官可以风闻言事的特点，充分发挥监察人员的积极性，广开言路，积极收集各种意见和建议，为此，各级监察主管应发挥主导作用，把监察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