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

范振雄

改革开放以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治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进入了法治的新世纪。
所谓法治观念就是指以人们的法律观、法治观和法感情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观念，它是人们在参与有关法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自身认识发展的内化与积淀，是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和片断的法律知识加以组合的结果。法治的核心是制约执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下本文就公安队伍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作粗浅的探讨。
一、增强法治观念的重要意义
（一）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依法治国的根本条件
古语云：“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这句话说明了法令的重要，也即说明了没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就不能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之目的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法治观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1.法律至上观念。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是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实现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至上的核心，是宪法至上，宪法的精髓在于控制权力以保障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至上性又一重要内涵，法律不仅在老百姓之上，也在所有官员之上，在国家最高权力者之上。“国家机关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都不能去做”，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行为准则。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在立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实际上，法律还未能真正成为权力产生、运行的源泉、依据和界限，法与权的较量，往往是以权代法。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树立法律权威的历程，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依照法律办事，法律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尤其是执法人员，要确立和坚定法律信仰，增强法律至上观念，严格公正执法，自觉接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人权保障观念。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人权权利范围的大小与保护程度好坏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国家的进步过程，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国家由非法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换，也是人权内容与保护的一次飞跃。人权保障状况的良好与否是区别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区别，不是法治国家中没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而仅是在于：法治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相对较少；侵犯人权的事件一旦发生，即能获得依法处理——侵权者会受到应有制裁，受害者能获得应有保护。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公安人员所享有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授权。增强人权保障观念，要求公安人员真正树立人民权力至上，人民意志与利益高于一切，人权与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为一切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行为准则。
3.依法行政观念。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行政是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由于行政权力具有与其它权力不同的独特性质，因此，在强调制约权力的同时，有必要对依法行政予以特别的重视。行政工作内容最为丰富，涉及的社会范围最为广泛，与社会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行政能否依法进行，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制约权力是从权力之外考查权力行使而提出的要求，侧重于对权力的外在约束；依法行政是着眼于行政权力本身而对行政权力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行政的内容、形式、程序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进行。依照法治原则，凡是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的行政行为就是违法行政，就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执法部门之一，除依法承担刑事司法任务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治安、交通、消防、户籍、边防、出入境、计算机安全保护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这些行政管理职权的运用，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联系十分密切。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公安机关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安行政管理活动点多、面宽、量大，任务繁重，仅行政复议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总数的70%。从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公安机关要完成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保障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艰巨任务，处理解决好社会治安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对策、加强公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转变已不适应行政执法要求的传统观念、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增强法治观念，以法律为准绳，学会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行使管理职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上来。
（二）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所以，“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同时展望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党要永葆生机活力，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性的行动指南。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每一项工作，都同“三个代表”的要求密切相关。通过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就能有力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增强法治观念，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不断铲除其藉以滋生的土壤，就能有效地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通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能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整顿色情娱乐场所及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都是崇扬科学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保障。当前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我们只有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三个代表”，才能打好“严打”整治斗争这一仗，才能真正打出声势、打出实效，使违法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确保中央提出的两年内社会治安状况有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顺利实现。
二、公安队伍法治观念不强的主要表现
目前，人民群众在充分肯定公安机关为打击刑事犯罪及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的巨大奉献牺牲的同时，对公安队伍意见最大、最集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执法问题，深究其原因主要是法治观念不强造成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法律至上观念不强 ，执法犯法
作为执法者，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民警执法犯法。近些年来我们队伍中相继发生了民警违法犯罪的事情，有贪污受贿、有挪用公款、有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有参与绑架。例如佛山市公安局看守所民警江镜清、欧赐坚利用职务之便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受到刑罚处罚。
（二）人权保障观念不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少数民警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以管人者自居，根本不把执法对象的权利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耍特权、抖威风，在审讯时，辱骂、体罚违法犯罪嫌疑人，甚至搞刑讯逼供，违反规定，滥用枪支警械。例如：三水大塘派出所民警陈建荣刑讯逼供一案，导致一人死亡、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本人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同时三水市公安局赔偿25万元人民币严重后果；南海市黄歧镇派出所所长游捷忠在讯问涉嫌殴打保安员的嫌疑人时刑讯逼供，致使嫌疑人右肱骨骨折，右肩部软组织挫伤，游捷忠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三）违反法定程序，随意执法
有的民警办事不注重按法定程序办，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认为只要执法行为实际效果合法，违反法定程序无关紧要。有的民警对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法律条款不能正确把握，于是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法定程序随意理解，还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自己喜欢怎办就怎办，各行其是。例如个别民警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履行告知程序。据2000年佛山市司法公正调研报告显示，有41%嫌疑人反映侦查人员没有依法告知聘请律师的权利、有25% 嫌疑人、受处罚人反映侦查人员讯问时没有首先讯问是否有犯罪行为、并告知陈述或辩解的权利。另外有的民警在纠正交通违章开具处罚决定书时没有按实际违反条款处罚，而是根据违章者的态度表现随意处罚。
（四）群众观念不强，不认真依法履行职责
有的民警未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仍然在执法活动中存在推诿、拖延、弄权渎职的行为。例如2000年佛山市某派出所有一宗殴打他人致轻伤的刑事案件拖延了九个月才立案，期间没有任何跟进，也没有找现场证人调查取证；立案后仍不认真展开调查反而告知被害人案件无法处理，被害人向佛山市公安局投诉，后经查实，该案确实有不作为。
三、增强法治观念的主要措施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
公安立法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保障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进程，争取到2005年建成以人民警察法为主体，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公安行政管理法规、公安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法规为主要门类，由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性公安法规、规章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基本上实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当前公安立法的重点是制定和完善与人民警察法相配套的法规，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公安机关组织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公安立法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遵循立法的规定，符合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策，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改、和废止工作。地方公安法规、规章不得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防止和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严格执行法规、规章上报备案制度。
（二）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加强道德教育
1.强化法律知识学习。法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们要有做到老学到老的思想，若不学法，不懂法，就容易造成执法滞后于立法，更谈不上依法行政了。因此公安机关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民警进行多种形式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在各种业务培训中，都应当有法律课程，保证民警的法律素质与其承担的执法任务相适应。要针对不同部门、警种和执法岗位的实际需要，实行民警执法资格考试制度。要进一步提高民警的法制观念，增强服务意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和人权意识，养成自觉守法、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例如针对部分民警办案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和搜集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应当经常组织民警到法院旁听法院庭审，学习如何收集有效证据的知识；到检察院观摩、学习、熟悉法律程序。
2.加强道德教育。古人云：“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也是靠人来维持的。由于法律是以强制形式规范行为的手段，只能解决“不敢”、“不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不想”、“不愿”的问题，也就是说，法治难以触及人的思想问题，无法使人在内心深处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坝。一个人思想有问题，价值观出现偏差，对于违法之事，虽一时“不敢”，但难以保证其长久“不敢”。法治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民警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来实现法律规范行为，所以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使民警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
（三）完善公安执法监督制度，强化公安执法监督
宪法和法律、法规已经规定了许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把警务公开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佛山市公安机关的警务公开工作做得非常好，例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不断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但仍需继续拓展。要完善特邀监督员制度、警民联系制度、执法办案回告制度、案件回访制度和领导公开接访制度。完善外部监察机制，不断畅通外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广泛监督。要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投诉、申诉、控告、和举报，切实解决问题，取信于民。并以群众反映属实的情况作为民警考核、晋升、末位调整、评选先进的重要依据。
（四）加大对执法过错行为的惩治
1.执法过错的情节较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根据《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及公安机关内部纪律规定给予辞退、限期调离、停止执行职务、延期晋级晋职、 扣发岗位津贴、奖金等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2.执法过错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给予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3.执法过错造成国家赔偿的。除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外，还应依照《国家赔偿法》向责任者追偿部分或全部国家赔偿金。
4.执法过错后果特别严重或影响特别恶劣的。除追究直接人员责任外，还应依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因此，只有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的改善，多管齐下，切实增强民警的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才能保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神圣职责，共同把21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伟大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夏 勇主编，《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1年。
4.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与刑事法治世纪展望》，昆仑出版社，2001年。
5.石泰峰主编，《社会主义法治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出版，1999年。
6.邢书恒、徐永涛、杨国栋主编，《公安执法与公民自我保护》，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不走正门走侧门——质疑用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即：1、重婚;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
　　对于这些特殊的婚姻形态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从实体和诉讼程序两方面作了详细论述。由于其中涉及行政诉讼的内容部分，与目前正在讨论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关，故本人加以整理概括，提供给大家讨论参考。
　　由于上述特殊婚姻形态都是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发的婚姻纠纷,不属于法定无效婚姻，不能按无效婚姻处理。对于这些纠纷，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普遍都不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而采用行政诉讼进行处理。从而给人一种“不走正门走侧门”的感觉。因为通过行政诉讼，并不是解决这类纠纷的正当途径，其弊端甚多。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婚姻纠纷，所涉及实际上是一个婚姻成立或不成立问题，这是典型的民事案件。运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既可以避免行政诉讼机制中的诸多弊端，又可以使这类纠纷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屏弃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纠纷的做法，运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才是解决婚姻登记纠纷正当途径。

一、将涉及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按行政诉讼案件处理缺乏科学性

（一）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不具有行政案件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有八种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而认定婚姻登记无效或撤销婚姻登记与该八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不符。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已经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受理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纠纷，此类案件则不属于行政案件范围。法院将其列为行政性质行为，没有法律根据。事实上，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是典型的民事案件，将其作为行政案件，可能是我国的唯一特色。

（二）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１）主要证据不足的；（２）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３）违反法定程序的；（４）超越职权的；（５）滥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只能作出“维持”、“撤销”和“变更”三种结果的判决。而对于婚姻登记引起的婚姻纠纷，则是“确认”性质判决，显然不适用上述规定。虽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了可以对违法或无效的行政行为作出确认判决。但婚姻登记纠纷，当事人所要确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违法或者有效与无效，而是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与否与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婚姻不成立，婚姻登记行为可能存在违法。但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并不一定都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而通过行政判决确认婚姻登记违法或撤销婚姻登记，有时与事实上存在或不能否认的婚姻关系将会产生矛盾。这里列举几种相关情形以资说明：

1.1994年2月1日以前的结婚登记被撤销，并不影响婚姻关系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1994年2月1日以前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只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承认双方的婚姻效力。那么，1994年2月1日以前登记结婚的当事人，如果只是登记程序违法，而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即使登记程序被认定违法或无效，也不影响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的成立。因为可以作为事实婚姻对待，当事人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和有效。因而，按行政诉讼程序撤销该类婚姻登记，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事人双方的婚姻关系。

2.越权管辖等婚姻登记瑕疵，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效力

　　《婚姻登记条例》第4条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5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办理婚姻登记”。
　　根据上述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包括不得颁发结婚证和离婚证。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就是违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情形却很严重。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婚姻登记没有违反其它规定，双方完全是自愿结婚，完成了婚姻登记行为，并符合结婚的条件，应当认定婚姻成立有效；如果婚姻登记没有违反其它规定，双方完全是自愿离婚，其离婚也应当有效。对于违反规定跨地区颁发婚姻证件的情况，如果婚姻当事人以婚姻登记机关违法颁发婚姻证件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婚姻登记，人民法院在行政判决中一方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一方面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行政判决的功能不适用。因为行政诉讼判决只能确认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而不能确认婚姻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
　　还有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的行政行为，其行政行为违法与婚姻的效力，也不能是一个评判标准。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日报道，从1994年到1997年，玉林市结婚22．5681万对，而到自治区民政厅购买结婚证的仅为14．86万对，这意味着该市可能有7．7万多对夫妇领取的是假结婚证。
　　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的行政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但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又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或者要求撤销婚姻登记或重新颁发结婚证等，法院不得不判决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或责令民政部门重新颁发结婚证。而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责令民政部门重新颁发结婚证后，其婚姻关系如何？重新颁发结婚证后，其婚姻关系从何时起算？行政判决都难以解决。因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规定，行政确认判决，只能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对于婚姻登记来说，只能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而对婚姻关系本身成立与不成立，或有效与无效，以及婚姻关系从何时成立，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解决。

3.他人代理或欺诈登记结婚等瑕疵，并不一定导致婚姻关系不成立或无效

　　有些违反一方结婚意愿的婚姻（常见的有他人代理结婚或一方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等），单纯从结婚形式或程序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属于违法或无效。但从婚姻关系上审查，婚姻则可能成立或有效。如由他人代理或一方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事后婚姻当事人追认（包括默认）的，或者知道他人代理登记或采取欺诈手段登记后，仍与对方共同生活，并没有及时行使撤销权，而时隔数年，甚至十多年以后因婚姻关系劣变而主张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要求撤销婚姻登记。对此，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单纯审查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肯定存在违法，而且按照婚姻登记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但从婚姻关系来考察，则不能认定该婚姻关系不成立或无效。因为由他人代理或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的婚姻，主要是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这与被胁迫结婚具有相同的性质。而我国法律规定被胁迫结婚，除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外，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婚姻。否则，不能再提出撤销婚姻。参照处理被胁迫结婚的有关规定，上述瑕疵婚姻，超过了一定期限，就不能再提出撤销婚姻的主张，违法婚姻自然转化为合法婚姻。但按照行政诉讼案件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往往因为婚姻登记违反婚姻登记形式要件，而直接判决撤销婚姻登记。
　　可见，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并不一定导致婚姻关系当然不成立或无效。如果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在认定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要解决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则必须在认定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同时，一并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或有效；否则，将会随着婚姻登记行为的撤销而使本来应当成立或有效的婚姻关系也随之撤销。而在行政诉讼判决中，既要对行政行为的违法与否进行确认，又要对民事婚姻关系进行确认，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适用。因而，行政诉讼案件的判决原则并不完全适用婚姻登记纠纷。
　　同时，当事人目的并不在于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与否，而在于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存在。直接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或者确认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实际上是用确认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代替确认婚姻关系成立与不成立或有效，混淆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采用如此别扭的诉讼形式，不如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婚姻关系成立与不成立更为畅通。

（三）婚姻纠纷案件中的所谓相对行政人，具有牵强附会而虚设之嫌
　　
　　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婚姻纠纷案件，一般来说，当事人既不是对婚姻登记机关的不作为起诉，要求其作为；也不是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承担因登记错误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其诉讼目的就是要求法院确认其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这样的案件，到底有什么“行政性”？它只不过是原告将婚姻登记机关列为被告而已。而这类案件，又主要是当事人为了结婚而造假，过错在于当事人，除极个别外，登记机关一般并没有过错。而运用行政诉讼解决结婚登记中存在的问题，不论其过错与婚姻登记机关是否有关，则非要起诉婚姻登记机关不可。婚姻登记机关无辜成为被告，也是没有道理的。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为了把这类案件作为行政案件，而非要虚设一个相对行政人不可。
　　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能受理此类纠纷。那么，对于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或不能处理的事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起诉它？它又怎么能够成为相对行政人？
　　还有些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根本不涉及婚姻登记机关违法与不违法问题，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更没有道理。这里仅略举几类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1.涉及婚姻登记程序是否完成的婚姻纠纷

　　如2004年10月1日，张女士与退休干部李某申请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双方符合结婚条件，即予以登记，但因故当时没有发放结婚证。10月9日婚礼如期举行，当晚李某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李某所在单位以张女士与李某婚姻不成立为由要收回分给李某的房屋。张女士则认为与李某的婚姻成立。
　　又如，王某与张某于2003年相识、恋爱并同居。2004年生育一子。2005年两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并按照要求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表。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亦在审查栏具名并签署“经审查情况属实，准予登记”意见。因未婚生子须缴纳罚款，王某与张某不愿缴纳；婚姻登记机关最终也没有在结婚登记申请表上加盖公章，也没有向两人发放结婚证。其后不久，两人因性格不合开始分居。2006年3月，王某因车祸死亡，张某得知，遂以配偶身份向法院具状请求肇事方给付死亡赔偿金若干元。王某与张某的婚姻是否成立，张某与王某的其他近亲属有不同看法。
　　像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婚姻是否成立，而不是民政机关是否违法问题。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任何根据和意义。而且民政机关也难以解决。

2.涉及非法定机关颁发结婚证或伪造结婚证的婚姻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