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是否构成分居时效的中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肖 晖

案情

原告刘某（男）与被告宋某经自由恋爱于2000年初结婚，婚后因性格不合，两人常发生争吵打斗，夫妻感情不断恶化。2002年1月，刘某在与宋某发生吵打后，从家中搬到单位宿舍居住，开始与宋某分居。2004年3月，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的规定,准予其与宋某离婚。被告宋某答辩称，刘某与其因感情不合分居是事实，但刘某在2003年6月的一天曾回到家中与其商量离婚一事，并留宿一晚，其间两人发生了性行为。由于这一事实，分居时效中断，应重新计算，这样两人分居未满两年。因此，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某虽在分居期间在家留宿一夜并与被告发生性行为，但时间短暂且非因二人感情上的复合。不能作为分居时效中断的事由，被告宋某的答辩不能成立，应当认定原被告因感情不合分居已满两年，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据此，判决准予刘某与宋某离婚。
评析
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刘某离婚诉求是否符合我国婚姻法中关于法定离婚理由的规定。我国婚姻立法确定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方式最早采用的是抽象概括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对法定离婚理由进行简明抽象的概括性规定，而不涉及具体的离婚理由。概括主义简明准确地把握了法定离婚理由的本质，克服了具体列举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其抽象性使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是，概括主义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全国人大在2001年4月对《婚姻法》进行修正时，结合以往司法实践的经验，在原第二十五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二款，作为第三、四款。这样既继承了概括主义的立法特点，也吸收了列举主义的优点，确定了例示主义的立法模式，是我国婚姻立法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但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以本案所涉第三款第四项为例。该项规定虽将“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的”作为视为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但是对如何确定分居开始的时间、是否存在分居时效中断的情形以及哪些事由的发生构成分居时效的中断等等，均未作规定。导致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对当事人是否符合分居满两年的离婚理由，只能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及对该项规定的理解来作出。由于各人理解上的歧义
，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基于同一事实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审理中，作出不同的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对此，最高院对此应尽快作出司法解释。具体到本案原告刘某以双方因感情不合分居已满两年，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离婚理由是否成立，关键看被告宋某所提出的分居时效中断的事由是否成立。笔者认为构成分居时效中断应是在分居期间，夫妻因感情复合或虽未复合，但提出分居一方出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与对方离婚的要求而重新共同生活的情形。而本案中刘宋二人同居一晚，仅是出于双方生理上的需要。并不表示双方感情已经复合或者存在和好的可能，同时也不能改变双方分居的事实。故宋某提出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刘某的离婚理由符合婚姻法的规定。法院据此作出的准予离婚的判决是正确的。


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当缓行之法律辨析－－请不要再难为《物权法》出台了！

（王政律师）

近些时日，有个别学者提出我国“物权法应该缓行”的呼吁，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论据进行支持。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关“物权法应该缓行”的观点和论据是立不住脚的，“物权法应该缓行”的类似呼吁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建设一个更加民主和谐的法制国家也是有害的。

学者们提出“物权法应该缓行”的观点和论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我国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还十分模糊，产权边界十分混乱。要清晰财产仅靠财产关系的法律界定是不可能的，必须靠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完成。二、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极为混乱且产权存在形式虚无缥缈，根本不具备制定物权法的前提条件。三、我国目前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和继承权相关的遗产税没有出台，而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

下面我们就针对“物权法应该缓行”此三方面的观点和论据展开法律辨析，希望能够辨出些是非，引起立法当局的重视。

一、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是否就不能出台《物权法》

认为“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就不能出台《物权法》的观点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清晰财产关系不是仅靠法律界定的，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国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台没有关系；不承认法律的基本功用或价值是明晰产权、定纷止争；不承认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通过诸如《物权法》之类的国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台才能实现的基本逻辑。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全民土地名义上是全民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政府资产和私人资产，一届政府把出租土地当作政府的财政收入使用、批租的土地在几十年内归企业和私人所有的行为侵犯了后届政府对土地的经营权和全民的产权，是一种用时间偷换空间，使土地公有制空壳化、变相私有的政治手段。二是，我国统一的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成，目前选择的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劳动者劳动保障资金来源是劳动者工资收入；全民资产为谁致富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在国企中按劳分配制度不可取，因为它为实际掌握全民企业财产权（而在法律上不拥有产权）的雇员分配瓜分全民资产提供了依据；全民企业的管理者以企业的主人自居，以超过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分配企业的利润，这说明《物权法》出台的时机不成熟。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许多不合理因素的现实情况，这也是我们要不断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之所在。但是我们更不能通过割断历史的方式来否认我们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摸索和探讨的实践过程。正是因为存在“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的事实，才更加需要通过《物权法》来明晰产权，正是因为产权不够明晰，才阻碍了商品或财产的流通，阻碍了财富的创造和增加机制，使得国家或社会没有足够的财力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物权法》进一步确立全民所有即为国家所有并且由政府代表国家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不会从根本上挖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反而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稳固。我们没有必要脱离实际，否认国家所有的现实经济制度，先把全民公有的财产分给个人后，才去制定《物权法》，这在实践上更是难以执行。我们也没有必要等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成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它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项尺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完善的一项社会制度，它属于《社会劳动保障法》考虑的范畴，而不属于《物权法》考虑的范围。我们更不能否认现实人类社会的差别存在，取消按劳分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因为市场经济运行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其中财富如何分配是关系到社会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个人潜能或智慧如何有效发挥的关键因素。我们更不能因为存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实就认为《物权法》出台的时机不成熟，等到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或均匀了之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

我们必须明白：《物权法》的出台是为了巩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是为了进一步明晰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机制，是为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目的。它不是“私有化”法，不是瓜分国家和社会公共财富的私有化制度，更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是否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的条件

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条件的观点除了暗含“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就不能出台《物权法》的观点所暗含的内容外，还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等到农村集体土地问题解决了之后，等到“三农”问题解决之后，等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完全取消后，等到公民拥有自由迁徙和就业的自由后才能制定《物权法》。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前资本主义制度。目前农户实际上已经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等于是租用集体土地的佃农，通过《物权法》延长农地承包期等于通过永佃制向私有化过度，这样中国大多数农民永远就不可能转化为市民，从而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二是，集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目前我国什么样的集体范围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是不明确的；在国家征用农村土地时，国家和农民从来没有过所谓平等的交换关系；土地承包期的长短都是由红头文件替农民决定的，农民群体并没有获得土地产权；物权法规定虚无缥缈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实际意义，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财富。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我国目前存在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的现实，无法否认在实施城市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化的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集体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不能否认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现象的客观存在，更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仍是深化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且正是因为存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的事实，我们才更有必要通过《物权法》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益；正是因为缺乏法律的严格保障，才产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化的现象，才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收益权不断受到侵害的社会现实，才使得农民无法自由转让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从而限制了其到城市发展和就业的机会。

通过《物权法》进一步确立集体所有的财产制度不会从根本上否认实施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反而会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否认集体经济所有制存在的社会现实，直接把集体的财产分给农民个人或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确认为国家所有后，才去制定《物权法》。我们也没有必要等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绝大多数农民转化为市民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只能根据其具体的国情来进行推进和实施，不可能千篇一律地都走同一个模式。我们更不能否认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客观存在，社会不管怎样发展，必须有人去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短期内不可能都涌向城市去就业。所以，凡是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条件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我们必须明白：《物权法》的制定不是为了固定资本主义的落后生产方式，不是为了实施农村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它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和财产的规定是为了进一步明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机制，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便于农村集体财产权益的自由流转，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更大解放，从而逐步消除城乡差别的社会状况。它不是集体财产私有化的制度，我们更不可能通过一部《物权法》的出台来梦想解决一切“三农”问题。

三、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否是《物权法》产生的制度前提

认为“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的观点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在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不能明确物权的主体，物权主体不明确就没有制定《物权法》的必要；遗产税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解决财产的继承问题，财产继承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制定社会主义的《物权法》。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当前的既得利益阶层千方百计阻挠财产申报、遗产税的出台，也就是阻碍我国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转化，没有财产申报、遗产税制度，不能将微观上的剥削转化为宏观上的积累，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二是，遗产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确保剩余价值大头归社会占有的战略性税种，是最典型的社会主义税种。我国的《物权法》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应该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物权法有根本的区别。而《物权法草案》能够说明白的地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物权法》没有本质区别，说不清楚的地方是理论还不彻底、改革还没有到位。所以目前《物权法草案》不是简单的修改问题，而是要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之后再议。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目前“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和遗产税没有出台”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也无法理解“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的思维逻辑，我们更无法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就不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本质相同的理由。相反，我们认为：《物权法》的制定和及早出台，使得物或财产归属主体更加明确，能够为财产申报制度和遗产税的征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通过《物权法》进一步确立并保护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能够极大地调动起公民勤劳致富、兴业置产的积极性，促使财富在流转过程中迅速实现增殖。只要公民有了恒产，才有利于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只要《物权法》确立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才有利于今后建立遗产税的征管制度。我们没有必要等到财产申报和遗产税征收方面的法律制度确立后再去制定《物权法》，因为财产申报和遗产税制度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围。我们也没有必要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固定模式，《物权法》的制定和出台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凡是认为“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的观点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其提供论据更是无法证明其观点正确性的。

我们必须明白：《物权法》不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万能”法律制度，它与财产申报和遗产税征管制度虽有一定的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关系，但不可能存在互为前提条件的必然逻辑关系。

总之，我们无法否认：制定一部优秀的《物权法》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充分的社会基础准备条件的，是必须要有其他相匹配的系列法律制度的出台配合和保障才能很好的运作实施的，它是需要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精心把握社会法律实践的产物。法国和德国民法典的编定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法律是有民族性的，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践需要它的产生，它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我们希望《物权法》能够及早指引和保障我们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不希望它被不断扼杀，永远呼之欲出而不出。

各位学者和立法当局，请不要再难为《物权法》的出台了！一项不完美的法律制度胜似没有此方面的法律制度。

2005年10月18日

王政律师－－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010-84985858/5959/6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