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侵权更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自本人从事法律职业以来，对国家侵权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一直便有些大惑不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面临修改之际，关于国家应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自然是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公众和广大法律学者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本人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难免会碰到当事人请求国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些许问题，故此连缀属文，可谓有感而发。另外，本人更是希望通过拙作能够就教于大家并一道探究一下国家侵权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下面本文就相关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释述：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是什么？
对自然人而言，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对其造成侵权损害后果，我们都可将损害后果分为直接物质利益的损失（物质财产的毁损灭失或失去获取物质利益的机会）、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丧失或被不当剥夺正常情况下应该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损失（本人或亲属遭受名誉贬损、社会评价降低和精神极度痛苦、忍受心灵上的折磨）等三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对被侵权对象造成的精神类疾病应属于人身健康方面的损害，而不是纯粹精神方面的损害；当然，失去生命、健康、财产、人身自由或人格、名誉受损与精神上遭受痛苦或忍受折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精神上的痛苦毕竟是一种加重的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且完全可以独立开来进行分析的一种损害后果。所以，针对此三种类型的损害后果所应采取的赔偿或救济措施也应当是三种表现形式，即对直接物质利益损失的赔偿（金钱方式赔偿）、对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的损失的赔偿（生命无法恢复，只能对其亲属进行精神抚慰；健康可一定程度上进行再恢复，以康复治疗费的形式出现，无法恢复的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已失去的人身自由不可再恢复，只能进行精神抚慰）、对人格、名誉和精神不受非法折磨的矫正或抚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精神抚慰，以给付一定数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形式予以安抚已遭受的心灵痛苦或创伤）。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明白：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质就是通过给付一定数量金钱的形式对被侵权对象所实际遭受到且已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或心灵创伤的抚慰。

二、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从我们古老文明历史所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看，似乎国家（古时又称“天下”）从产生之初就带有相当的社会公益性质，要不人们怎么会对古代的“三皇五帝”时刻怀念且赞不绝口呢？“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更是留下了先人们永远的丰碑。史书上曾赞称（非原文）：大禹为治水，常年辛苦在外，衣服已破烂不堪，小腿上都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可是后来的子孙们却未能效仿先人们的贤德和公益之心，完全将天下看作是私人的产业且贪婪地将其据为己有，为了得到它，还不惜弄到肝脑涂地、家破人亡的地步。现如今，人们终于明白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的道理。用现代时髦的话说就是“国家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是每个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共同缔结的社会契约”等。且不管人们是否同意或认可这种理论，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现在的国家多为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发展，而非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用一种道德语言来表述：国家的存在应该是一种最高的“善行”，国家惩治“恶行”是为了更好的彰显其“善性”。所以，从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上讲，国家侵害其公民权益而不承担责任是违反其“善性”的，国家应当对其侵权行为负起道义上的责任（同时也是法律上的责任），否则，国家存在便失去了其作为“善行”而存在的道义基础。

三、国家提供的服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服务？
既然国家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那么这种社会公共权力组织的存在和运行就不可能是免费的，是需要成本和代价的。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政治企业，那么它所消耗的成本包括国家机关设立和正常运转所需的费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和各项福利费用、国家直接投入到公益性事业的费用等，以上所有成本支出最终都是以税费的形式“取之于民”的（就连公民向法院提起解决个人纠纷的诉讼都是需要个人再交纳一份“诉讼费用”的），是以财政分配的形式花费出去的。既然已投入了税费成本，那么在国家花费了上述税费成本后，它的产出或效益又是什么呢？很明显，它的产出或效益就是国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有效服务体现为良好的社会风气、健全的法治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充分尊重等，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社会风气不正、法治环境不良、市场竞争秩序混乱、个人自由或权利得不到应有尊重的服务。另外，国家提供的服务是通过其“代理人”（即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来提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还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强制性，因为社会公众或单位是不可以任意选择替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国家提供服务的性质定性为一种强制性的有偿服务。既然是一种有偿的服务，那么它的公民就有权利期待得到相应的、有一定质量水准的服务，而且当这种服务存在瑕疵或导致公民权利受损时，公民还有要求改善服务质量并有要求给予赔偿的权利。

四、国家与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相比孰为弱势？
国家整体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权力组织，为了发挥和实现其职能，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各级或各类别的职能机关、可以拥有军队和警察、可以制定法律或政策、可以进行国际间的交往、可以向社会征税、还可以为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刑事犯罪对公民个人的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进行剥夺或限制、对各类特殊社会事件进行紧急处理等。国家所拥有的上述权力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公民个人或社会单位所无法享有的，是最高的、也是最强有力的。虽然在民事或经济上，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私权利主体与普通公民或社会单位进行等价有偿的平等交易，但是国家作为管理者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强大的国家面前，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显然是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如果国家对侵害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的权利（包括给公民造成精神损害后果）不给予赔偿的话，那么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是强者，也是最终裁判者，是否给予赔偿，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自觉。但是如果国家已经通过立法行为要求比自己弱势的公民个人或一般社会单位对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对它自己的侵权行为至少也应当承担同样的责任。因为古语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假如国家要求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必须承担的责任而自己竟然不承担的话显然是于理于情欠通的。因为对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者而言，不管对其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是来自于国家，还是来自于一般社会公民或单位，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

五、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毋庸质疑，对精神损害的量化确实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精确化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无法对其做到精确量化就否认它的客观存在从而拒绝对它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现实世界的许多事情是必须要求在模糊状态下来进行处理的，就连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都存在“测不准原理”，何况是在人类的思想或精神领域呢？不过，不能精确量化的东西至少可以做到“大概化”或“区间化”才有实施或操作的可能。对精神损害赔偿而言，我们也必须将其进行“大概化”或“区间化”的处理才可确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问题。原则上讲，国家对公民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标准”是国家已经侵害了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权，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侵权造成同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相当或更严重的侵权后果时，国家才可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凡是对低于此“基础标准”的侵权损害后果，则国家不承担精神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比如对国家只侵害公民的财产性权益的行为。尽管对某些人而言，失去了财产比要他命还重要，会让其在精神上遭受极大的痛苦，但是“身与货孰轻”，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还是人身自由或生命权远高于财产性权益。在具体实施或执行过程中，国家还可以根据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身体健康、人格名誉等所实际遭受侵害的程度，对精神损害赔偿确定不同等级的大致标准，并且还应当大大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实际数额。

六、有没有更好的国家精神损害赔偿救济方式？
也许人们会担心，若国家对其侵权行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国家财政负担太重、国家赔不起的后果。有没有一种比较理想且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本人曾在《关于建立国家损害赔偿保险基金制度的初步设想》一文中提到将社会保险和基金管理制度引入到国家损害赔偿制度中去的设想。本人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让每位代行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平均每人每月拿出五元钱去投保公共职业险（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职业侵权风险系数核定）、让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或执法部门平均每家每年交纳一万元的的执法公正保险金（属于创造性的强制新险种，具体交纳数额应根据其执法侵权风险系数核定），那么我们所得到的用于国家赔偿的资金按目前的国家赔偿总额计算即便是再增加二十倍也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让国家公职人员去投保公共职业险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担当国家公职的人员是国家公权力的代理人，它们的工作性质是代表国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去行使公权力。国家侵权实际上国家公职人员的侵权。每个担当公职的人员是要从国家（国家的钱即是纳税人的钱，也是公民的钱）领取工资报酬的（包括获取各种荣誉、地位和自豪感等），也就是说，其提供的服务也是一种有偿服务，而且其担当国家公职是一种自愿行为，从契约角度讲，其必须提供与其获取工资报酬相应的正确行使国家公权力的优质服务，至少不应是低劣的侵权服务。从社会职业角度讲，从事国家公职与其他社会职业（比如医生、律师等）没有什么区别，让其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可能产生的侵权损害后果去投保公共职业险没有什么不应该的理由。

我们无须再多言些什么，因为我们对国家该否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已经表述的比较清楚了。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精神损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与一般公民或社会单位比，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后果更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且比较好的赔偿实施办法也是有的，关键是看代行国家意志的人有没有决心去推行而已。


2006年1月31日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教职成〔2004〕13号


　　2004年6月17日至19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这是继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推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讲话。会后，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要有新高度，工作要上新水平，努力开拓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的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就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面领会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把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是国务院七部门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适应新形势，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人才观，对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新要求的会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结合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及时传达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广大干部、教职员工重点学习《意见》和陈至立同志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会议文件，全面领会这次会议的精神，把对发展职业教育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要充分认识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工作，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充分认识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呼唤职业教育大发展；充分认识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产业竞争力，必须以职业教育为基础；充分认识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必须依靠职业教育；充分认识发展职业教育是教育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充分认识未来二十年是职业教育不可错失的发展机遇期，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学历教育还是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都要有全面的发展。

　　二、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与要求，努力把职业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关键在狠抓落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在全面领会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真抓实干，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面向市场和社会办学；在办学机制上要坚持机制创新，形成多元办学格局；在办学模式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灵活、多样、开放的办学模式；在工作重点上要着重抓好教师队伍和实训基地建设两个关键环节；在工作要求上要求严、求精、求新，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逐步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要努力做到以下三个结合：

　　第一，要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与合理调整教育结构、努力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结合起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按照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办学规模大体相当、有条件的地方职业教育所占比例应该更高一些，高职教育招生规模应占高等教育一半以上的要求，制订当地的教育发展规划。各地要按照《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的意见》（教职成〔2004〕9号）的要求，认真研究和调整本地区的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并做好今年的招生工作，力争2004年招生规模有较大的增长。

　　第二，要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与落实国务院批转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结合起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快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灵活开放、特色鲜明、结构合理、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的实施，积极实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计划"、"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继续推进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

　　第三，要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与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要促进职业教育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的转变，加强职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生机活力。 各地要及时召开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做出全面的动员和部署。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的工作计划。要在政府的统筹领导下，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人事、劳动保障、农业和扶贫等有关部门的沟通配合，尽快制定相关的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得到贯彻落实。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研究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意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基层解决落实会议精神和《意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要加强对会议精神和《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和检查，我部将在适当的时候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意见》的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也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及时研究贯彻意见和实施方案。

　　三、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开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与相关部门一道，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更好地担负起新时期发展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和职责任务，办好让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要抓好职业教育重要战略地位的落实，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摆在各项教育工作的重要战略位置，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战略思考、宏观规划和政策研究，制定与经济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规划。要抓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巩固和完善，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建立政府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共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联合工作机制。要抓好增加职业教育投入和提高投资效益，坚持多渠道筹措和增加办学经费，为促进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条件保障。要抓好深化职业教育的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民办职业教育，加快改革公办职业教育，促进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要抓好完善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体系，引导职业院校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逐步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行业和用工部门积极参与的职业教育评估体系，促进职业学校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众就业服务。要抓好舆论宣传工作，大张旗鼓地弘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择业观，大力宣传和表彰职业教育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氛围。

　　各地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意见》的情况要及时向我部作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