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公路条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04:03:38   浏览:997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条例


(2008年11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12月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四)》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自治区公路建设,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公路的规划、建设、养护、经营、使用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区公路工作。
  国道、省道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县道由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乡道、村道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建设和管理。
  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水利、林业、建设、环境保护、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路管理工作。
  第四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路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积极采取措施扶持、促进公路建设,鼓励、引导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建设、经营公路。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地区、边境偏远地区和老区的公路建设,应当在资金、物资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


第二章 公路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公路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防建设的需要和自治区实际编制,并与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以及铁路、水路、航空、管道运输等其他有关行业发展规划相协调。
  第七条 规划和新建村镇、开发区、学校、厂矿、集市贸易场所等建筑群,应当避免在公路两侧对应进行,防止造成公路街道化,影响公路的运行安全与畅通。建筑群的边缘与公路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外缘的最小间距为:国道、省道不少于100米;县道不少于60米;乡道、村道不少于30米。
  第八条 公路与城市道路的划分,以城市发展规划区域或者城市市区扩大后的实际范围为界限,由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城市道路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公路等级,报公路规划原审批部门确定。
  第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失去使用功能的省道、县道,旗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失去使用功能的乡道、村道,在征得本级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并在废弃公路上设立明显标志。
  第十条 公路建设资金除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拨款,包括依法征税筹集的公路建设专项资金转为的财政拨款外,可采取贷款、集资、收费权转让、专用单位投资等方式筹集。
  第十一条 国家、自治区高速公路网公路建设资金除国家投资补贴外,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筹集。
  一般国省干线公路、重要县级公路建设资金除国家、自治区投资补贴外,由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一般县道、乡道、村道公路建设资金除国家、自治区投资补贴外,由旗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筹集。
  专用公路建设资金由专用单位负责筹集。
  自治区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国家和自治区高速公路网规划之外的一级以上公路。
  第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每年从本级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本地区公路建设。农村牧区公路建设养护资金应当随着盟市、旗县本级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

  第十三条 公路建设资金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公路建设投资计划和年度预算,综合平衡,统筹安排,专款专用。
  第十四条 国家征收公路建设用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职责。对经交工验收合格批准试运行的公路或者竣工验收合格批准运营的公路发生工程质量事故的,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承担公路建设项目勘查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和试验检测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实行公路工程质量责任制和保修制度。
  保修期内发现公路有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先行维修、返工;施工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维修、返工的,由建设单位组织维修、返工,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十七条 因新建、改建公路与铁路、水利、管道运输、电力、邮电、通讯设施和其他设施相交叉时,公路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上述有关部门提出预留规划位置,其超出既有标准而增加的工程投资,由提出预留方承担。
  因公路建设对有关设施造成损坏的,公路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设施原有技术标准予以修复,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三章 公路养护


  第十八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对公路进行养护,保证公路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国道、省道、边防公路的养护由盟市公路管理机构负责;县道的养护由旗县(市、区)公路管理机构负责;乡道的养护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村道的养护由嘎查村民委员会负责。
  经营性公路的养护由公路经营企业负责。
  专用公路的养护由专用单位负责。
  第十九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引导沿线农牧民投工投劳养护县道、乡道、村道等农村牧区公路。
  第二十条 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标准规范,建立公路养护巡查制度,定期进行养护巡查;建立公路养护维修信息档案,记录养护作业、巡查、检测以及其他相关信息;设立公示牌,公示单位名称、养护路段以及报修和投诉电话。
  第二十一条 公路及其他构造物发生毁坏,承载力不足或者出现险情导致交通中断,公路管理机构应当及时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及时抢修,尽快恢复交通;临时不能通行的,由公路管理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通告。
  在经营性公路上出现第一款所列情形时,由经营企业负责抢修。经营企业拒不抢修或者拖延抢修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进行抢修,所需费用由经营企业承担。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负责路政管理,其主要职责包括:
  (一)许可挖掘、占用、利用公路的申请事项,制止和查处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的行为;
  (二)许可超限运输申请事项,制止和查处违法超限运输行为;
  (三)设置和维护公路附属设施;
  (四)管理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
  (五)管理公路施工秩序;
  (六)参与公路工程中涉及路政管理事项的设计审查、竣工验收;
  (七)实施公路路政巡查;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三条 公路用地范围按照以下标准确定:
  (一)公路两侧有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的,其用地范围为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外侧不少于1米的区域;
  (二)公路两侧无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的,其用地范围为公路路缘石或者坡脚线外侧不少于5米的区域;
  (三)实际征收土地超过上述规定的,其用地范围以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为准。
  本条例实施前公路的用地范围与上述规定不一致的,按照现状范围确定。
  第二十四条 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自公路两侧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外缘起,国道不少于20米,省道不少于15米,县道、乡道、专用公路不少于10米。
  新建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不少于50米,二级公路不少于20米。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和公路附属设施上实施下列行为:
  (一)利用公路、公路边沟(截水沟、坡脚护坡道)进行灌溉或者排放污水(物)、填埋、堵塞、损坏公路排水设施,利用桥涵、边沟筑坝蓄水、设置闸门;
  (二)打场晒粮、堆放物料、倾倒垃圾、废料、放养牲畜、积肥、制坯、种植作物、燃烧物品;
  (三)摆摊设点、占道经营、乱停乱放车辆;
  (四)载货机动车的运件拖地行驶;
  (五)利用公路附属设施晾晒衣物、架设管线、悬挂牌匾、拉钢筋、拴牲畜等;
  (六)损坏公路界碑、护栏等公路附属设施;
  (七)其他违法利用、侵占以及危及公路安全畅通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未经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公路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和公路附属设施上实施下列行为:
  (一)挖沟、挖沙、截水、取土、采石、采矿;
  (二)设置电杆、铁塔、变压器等设施;
  (三)涂改、移动公路界碑、护栏等公路附属设施;
  (四)在公路桥梁、隧道内铺设易燃、易爆和有毒液体、气体管道。
  第二十七条 在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车货总质量,轴载质量,车货总长度、总宽度和总高度,不得超过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最高限值。
  对运输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殊设备的超限车辆,公路管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其安全顺利通行。
  第二十八条 公路管理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在公路上设置固定或者临时超限运输检测站(点),对机动车的车货总质量,轴载质量,车货总长度、总宽度和总高度进行检测。
  公路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固定或者临时超限运输检测站(点)实施检测时,应当保障公路的安全、畅通,因检测造成公路堵塞的,应当及时采取提高机动车通行效率的措施。
  经检测认定为超限且未经许可的,应当责令承运人自行卸载超限物品;拒不卸载的强制卸载,所需费用由承运人承担。
  第二十九条 固定超限运输检测站(点)的设置应当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临时超限运输检测站(点)的设置应当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治理超限运输工作的主管机构批准。
  第三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公安、发展改革、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煤炭、监察等部门共同治理货运机动车非法超限运输行为。
  第三十一条 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工程技术标准,并修建自公路路面边缘起不少于30米的沥青或者混凝土路面;影响公路排水畅通的应当修建相应的排水设施。
  被许可人关闭平面交叉道口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路用地上或者利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和行道树等公路附属设施设置标牌、广告牌、宣传标语、匾幌等非公路标志。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确需设置的,需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
  第三十三条 造成公路及其附属设施损坏依法应当补偿或者赔偿的,责任人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缴纳补偿或者赔偿费。公路补偿、赔偿费标准由自治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财政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公路工程造价定额标准制定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公路经营管理者、使用者和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应当接受公路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并为其提供方便。
  公路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应当佩戴标志,持证上岗,严格执行法定程序。用于公路监督检查的专用机动车,应当设置统一的标志和示警灯。


第五章 收费公路


  第三十五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公路发展规划,提出拟建收费公路项目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拟建收费公路项目方案包括收费公路的建设规模、技术等级、投资估算、经营性质、收费标准、收费期限、收费站点设置等内容。
  第三十六条 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除符合国家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互联的高速公路应当实行计算机联网收费,统一结算,不得在互联处设置收费站。
  (二)在同一条收费公路上延伸改(扩)建公路建设项目的收费,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纳入已设的收费站收费,并按照各投资方的投入进行收益分配。
  (三)收费站的车道上不得设立停车验票站。
  (四)新批准设立的收费站必须设超宽车道,以方便超宽或者特种机动车通过。
  第三十七条 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必须终止收费。
  政府还贷公路在批准的收费期限届满前已经还清贷款、还清集资款的,必须终止收费。
  收费公路终止收费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告,明确终止收费的日期,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八条 收费公路终止收费后,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自终止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收费设施。
  第三十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及收费站名称、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期限等信息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十条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收取机动车通行费;
  (二)按照规定开具收费票据;
  (三)按照公示规范设置公示牌;
  (四)及时提供路况、通行和预警信息;
  (五)按照标准规范加强服务区的建设和管理。
  遇到交通流量过大影响机动车通行的情形时,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应当及时采取提高机动车通行效率的措施。
  第四十一条 在收费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照规定交纳通行费。
  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对依法应当交纳而拒交、逃交、少交通行费的机动车,有权拒绝其通行,并要求其补交应当交纳的通行费。收费公路经营管理者对不能提供通行卡或者通行卡毁损导致无法识别驶入站的机动车,对从不停车收费车道驶入的无电子标签的机动车,有权按照最远端的驶入站到本站的距离收取通行费。
  第四十二条 政府还贷公路机动车通行费收入应当纳入自治区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除必要的收费公路管理、养护费用从财政部门批准的机动车通行费预算中列支外,全
部用于偿还贷款和集资款本息,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规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5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未按照工程技术标准修建平面交叉道口的,由公路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拆除或者重建,逾期不拆除也不重建的,由公路管理机构拆除,所需费用由设置者承担。
  第四十六条 在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对公路造成较大损害的,责任人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及时报告公路管理机构,接受公路管理机构的调查。公路管理机构在调查处理时,可以要求责任人将其机动车停放在指定地点;调查处理完毕后,方得驶离。
  第四十七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因监督不力,造成公路较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固定或者临时超限运输检测站的;
  (五)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国防、边防公路的建设、养护和管理除按照本条例实施外,还应当按照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1994年3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内蒙古自治区公路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Chapter IV
Function of Panels: Art. 11 of the DSU


OUTLINE


I Introduction
II Application of Art. 11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III Review in “neither de novo nor total defence”
IV Allegation against Panels’ Standard of Review
V Exercise of Judicial Economy





I Introduction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expressly defined in Art. 11 of the DSU, which reads as follows: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assist the DSB in discharging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is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ccordingly, 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and make such other findings as will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Panels should consult regularly with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nd give them adequat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provision suggests that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such as to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However, how do panels fulfill their functions as provided in Art. 11 of the DSU? It is the issue that we will touch on in this chapter. In this chapter, the author explores on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ssue under the WTO, i.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well as on the exercised judicial economy principle developed in panel’s review.
With regard to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ssue,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have increasingly confronted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degree to which an international body, under the GATT/WTO, should “second guess” a decision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agency concerning economic regulations that are allegedly inconsistent with an international rule.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doesn’t permit a national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always to prevail, otherwise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could be easily evaded or rendered ineffective. But should the international body approach the issues involved without any deference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t has been argued in the GATT/WTO proceedings that panels should respect national government determinations, up to some point. That “point” is the crucial issue that has sometimes been labelled the “standard of review”.1
Of course, this issue is not unique to the GATT/WTO. Naturally, the standard-of-review issue is one that many legal systems face. “The standard-of-review question is faced at least implicitly whenever sovereign members of a treaty yield interpretive and dispute settlement powers to international panels and tribunals. Moreover, as national economie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and as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ccordingly becomes greater, the standard-of-review question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2 An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tandard-of-review question is a recurring and delicate one, and one that to some extent goes to the core of an international procedure that must (in a rule-based system) assess a national government’s actions against treaty or other international norms”. 3
However, for the immediate purpose, we want to focus below on the more particular question of the proper standard of review for a WTO panel when it undertakes to examine a national government’s actions or rulings that engage the question of consistency with the various WTO agreements and are subject to the DSU procedures.

II Application of Art. 11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it’s demonstrated that Art. 11 of the DSU has been applied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Art. 11 suggests that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so as to assist the DSB in mak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r in giving the rulings provided for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For example, in US-Shirts and Blouses (DS33), the Panel rules that, “although the DSU does not contain any specific reference to standards of review, we consider that Article 11 of the DSU which describes the parameters of the function of panels, is relevant here”. 4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 11 as a general standard of review under the DSU i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in EC-Hormones (DS26/DS48) where the Appellate Body rules that: 5
“The first point that must be made in this connection, is that the SPS Agreement itself is silent on the matter of an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deciding upon SPS measures of a Member. Nor are there provisions in the DSU or any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other than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prescribing a particular standard of review. Only Article 17.6(i)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has language on the standard of review to be employed by panels engaged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matter’. We find no indication in the SPS Agreement of an intent on the part of the Members to adopt or incorporate into that Agreement the standard set out in Article 17.6(i) of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Textually, Article 17.6(i) is specific to the Anti-Dumping Agreement.
[…]
We do not mean, however,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at present no standard of review applicable to the determin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in proceedings under the SPS Agreement or under other covered agreements. In our view, Article 11 of the DSU bears directly on this matter and, in effect, articulates with great succinctness but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in respect of both the ascertainment of facts and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such facts under the relevant agreements […]”
In sum, for all but one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rt. 11 of the DSU sets forth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As state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Art. 11 of the DSU, and, in particular, its requirement that “a panel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matter before it, including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and conformity with the relevant covered agreements”, sets forth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for panels examining the consistency or inconsistency of alleged measures under the WTO jurisprudence. And the only exception is the 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in which a specific provision, Art. 17.6, sets out a special standard of review for disputes arising under that Agreement(to be discussed in subsequent chapter).6

III Review in “neither de novo nor total defence”
In EC-Hormones (DS26/DS48), in the view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principal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problem of formulating the ‘proper standard of review’ so far as panels are concerned are two-fold. The first is designated as ‘de novo review’. This standard of review would allow a panel complete freedom to come to a different view than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the Member whose act or determination is being reviewed. A panel would have to ‘verify whether the determination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y was…correct (both factually and procedurally)’. The second is described as ‘deference’. Under a ‘deference’ standard, a panel, in the sub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hould not seek to redo the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y but instead examine whether the ‘procedure’ required by the relevant WTO rules had been followed”.7 In this respect, the Appellate Body rules that:8
“So far as fact-finding by panels is concerned, their activities are always constrained by the mandate of Article 11 of the DSU: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is neither de novo review as such, nor ‘total deference’, but rather the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facts’. Many panels have in the past refused to undertake de novo review, wisely, since under current practice and systems, they are in any case poorly suited to engage in such a review. On the other hand, ‘total d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it has been well said, ‘could not ensur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foreseen by Article 11 of the DSU’.”
The ruling is confirmed on many other occasions. For example, the Panel on US-Underwear (DS24) finds that: 9
“In our opinion, a policy of total d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could not ensur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foreseen by Article 11 of the DSU. This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in our view, by previous panel reports that have dealt with this issue, and most notably in the panel report on the ‘Transformers’ case.
The panel in the ‘Transformers’ case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argument of New Zealand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 injury’ by the competent New Zealand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could not be scrutinized by the panel. The ‘Transformers’ panel responded to this argument as follows:
‘The Panel agree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ke a determination of material injury caused by dumped imports rested in the first place with the authorities of the importing contracting party concerned. However, the Panel could not share the view that such a determination could not be scrutinized if it were challenged by another contracting party. On the contrary, the Panel believed that if a contracting party affected by the determination could make a case that the importation could not in itself have the effect of causing material injury to the industry in question, that contracting party was entitled, under the relevant GATT provisions and in particular Article XXIII, that its representations be given sympathetic consideration and that eventually, if no satisfactory adjustment was effected, it might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as had been done by Finland in the present case. To conclude otherwise would give governments complete freedom and unrestricted discretion in deciding anti-dumping cases without any possibility to review the action taken in the GATT. This would lead to an unacceptable situation under the aspect of law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as governed by the GATT’.”
In short, for the panel to adopt a policy of total d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of the national authorities could not ensur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as foreseen by Art. 11 of the DSU. This conclusion is supported, in our view, by previous panel reports that have dealt with this issue. However, panels do not see their review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proceedings conducted by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either. For example, in Argentina-Footwear (DS121), the Panel doesn’t consider that they have the mandate to conduct a de novo review: 10
“This approa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ports of panels reviewing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Anti-dumping Duties on Import of Salmon from Norway concluded that it should not engage in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Underwear followed this approach by noting, however, that it did not see its ‘review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proceedings conducted by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ies or by the Textiles Monitoring Body (TMB). Rather…the Panel's function should be to assess objectively the review conducted by the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in this case the CITA. We draw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a series of panel reports in the anti-dumping and subsidies/countervailing duties context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it is not the role of panels to engage in a de novo review. In our view, the same is true for panels operat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ATC, since they would be called upon, as in the cases dealing with anti-dumping and/or subsidies/countervailing duties, to review the consistency of a determination by a national investigating authority imposing a restriction under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WTO legal instruments, in this case the ATC. …’
Accordingly,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Underwear decid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1 of the DSU, to make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US authorities … which, as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agreed, constitutes the scope of the matter properly before the Panel without, however, engaging in a de novo review. …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would entail 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the CITA had examined all relevant facts before it, whether adequate explanation had been provided of how the facts as a whole supported the determination made, and, consequently, whether the determination mad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nel on United States - Shirts and Blouses also stated that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Panel interprets the ATC as imposing on the importing Member any specific method either for collecting data or for considering and weighing all the relevant economic factors upon which the importing Member will decide whether there is need for a safeguard restraint.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articular factors including those listed in Article 6.3 of the ATC is for each Member to assess in the light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These past GATT and WTO panel reports make it clear that panels examining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pplication of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as well as safeguards under the ATC, have refrained from engaging in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national authority.”
However, as emphasized by the Appellate Body, although panels are not entitled to conduct a de novo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or to substitute their own conclusions for thos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panels must simply accept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this respect, the phrase “de novo review” should not be used loosely. If a panel concludes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a particular case, have not provided a reasoned or adequate explanation for their determination, that panel has not, thereby, engaged in a de novo review. Nor has that panel substituted its own conclusions for those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Rather, the panel has, consistent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DSU, simply reached a conclusion that the determination made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the covered Agreement. 11
国家赔偿案件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戴洪斌


  在国家赔偿案件办理过程中,均能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履行职责,认真组织讨论司法赔偿案件,保障合法、规范地审理司法赔偿案件。但在国家赔偿案件的讨论中,也存在着不少加深认识的问题,认真对待,不断探索,进一步进行规范。

一、对国家赔偿审判组织及相关机构性质的认识

  赔偿委员会是法定的司法赔偿案件审判组织,也是审判机构,赔偿办是赔偿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国家赔偿案件的办理及相关工作。审判委员会从法律上来说,应是赔偿委员会的上位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赔偿委员会和赔偿办均应执行。个别法院没能正确认识赔偿委员会、赔偿办和审判委员会各自的性质和职能,没能理清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的认为赔偿办就是国家赔偿案件的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不是国家赔偿案件的审判组织等,在认识上存在有一定程度的混乱现象。对于赔偿办、赔偿委员会和审判委员会性质和职能设置的正确认识,对审理好国家赔偿案件有着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二、合议庭参与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

  《国家赔偿法》未规定合议庭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审判组织。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都不采用合议庭这一组织形式来办理国家赔偿案件,还是由案件承办人直接将其提交给赔偿办研究,然后在拿出处理意见后,再提请赔偿委员会决定。但有的法院,也借鉴其他诉讼案件的通常做法,采取以合议庭组织形式来审理国家赔偿案件。至于是否可以由合议庭这个审判组织形式,来对司法赔偿案件进行审理,是一个值得探索和尝试的问题,需要有关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也需要人民法院的国家赔偿审判实践积极探索。

三、“一人室”情况下对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

  极个别国家赔偿案件未经赔偿办讨论。这也与部分人民法院赔偿办人员设置有关,这些法院的赔偿办多是“一人室”,一个赔偿办部门就只有一人,一个人就是一个赔偿办,该人的意见实际就是赔偿办的意见,个人意见与部门意见难以区分。于是,在此情况下,办案人员就以其个人名义拿出处理意见,直接提交赔偿委员会研究,而没有表现出赔偿办研究案件的这一程序环节。这一情况下,承办人在国家赔偿案件中,有两种身份,一是案件承办人员,二是部门代表人员。对于“一人室”的赔偿办,承办人员制作审理报告,提交研究中,对于提交研究的身份要作技术处理,除了既要标明这是承办人个人处理意见,也要标明是赔偿办这个部门的部门意见。

四、赔偿办对国家赔偿案件的讨论

  部分国家赔偿案件未经提交赔偿委员会讨论,而直接由赔偿办讨论即作出处理决定。对于国家赔偿案件,很多人认为,因为组成赔偿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是人民法院各重要庭、室的负责人,平时工作就很多,集中在一起来召开一次赔偿委员会非常不容易,赔偿委员会实际上也很少开会。还认为,一般的国家赔偿案件只要由赔偿办研究并经赔偿办领导认可即可,国家赔偿案件没有必要部分情况都提交赔偿委员会研究。鉴于召开赔偿委员会极为不易,一般的国家赔偿案件难度不大,争议不大,赔偿办部门对于这类国家赔偿案件,重要认真负责进行了研究,没有其他问题,就可以在赔偿办研究决定后作出决定,没有必要将国家赔偿案件全部都提交赔偿委员会讨论决定。

五、赔偿委员会在个别国家赔偿案件办理上的虚化

  赔偿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司法赔偿决定程序的重要环节,个别国家赔偿案件未提交给赔偿委员会讨论,越过该环节,而直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导致了赔偿委员会形同虚设,赔偿委员会没能发挥一级审判组织应有的作用。赔偿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案件审判组织,是合法的审判组织。其委员会人员构成,是经过特别选择和确定的,相当慎重,其在国家赔偿案件中处理意见分量较重。要特别重视赔偿委员会在国家赔偿案件办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具体的工作中,可以作出规定,一般的国家赔偿案件可以由赔偿办作出决定。而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就应该提请赔偿委员会讨论决定,而不应由赔偿办自行处理。对于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研究的国家赔偿案件,则更要明确,该内案件必须先提交赔偿委员会研究,拿出处理意见后,再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六、加强审判委员会对国家赔偿案件的审查

  国家赔偿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研究的较少,提交研究的一般都是赔偿委员会认为重大疑难、需要审判委员会进一步把关的案件。针对司法赔偿案件社会影响大、疑难复杂的情况,可以考虑适度扩大国家赔偿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研究的范围,进行案件质量把关,对国家赔偿审判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对国家赔偿案件做到更好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