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司法现实到英国普通法历史

周沂林

这似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题目。一边是中国、是现实；另一边是外国、是历史，这有什么联系？但这确是我本人的思路进程。本文既不可能论证前者也无能力描述后者，只是提出一个解决中国司法某些现实问题的思路。

我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人。作为职业法律工作者，当然更关心中国的司法现实。当这个现实的发展实在已经成为阻碍我们进步的当务之急时，每个法律人都会提出或者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每个人提出问题的角度不同，建议采取的措施各式各样，但都反映了问题本身的存在。

我的视角可能有些特殊。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阅读案例的人。当然对于充斥书店的“以案说法”类的案例书毫无兴趣，而是喜欢外国的案例，准确地说是普通法国家的判例，尤其是法官的原判意见或附随意见或反对意见。我在这里看到了鲜活的法律灵魂，也看到了这种灵魂是怎样统一了混乱的英格兰，并进而使其从落后走向辉煌。

于是，这种兴趣使我开始关注英国法律史。可惜的是，我国法学界好象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至今中文资料甚少。我当然也只能了解甚少。但即使再少，我也深信我的感觉是正确的，即了解和研究英国普通法产生的历史和发展，对于解决中国司法的现实问题极为有益。

现实问题首先来源于：中国法院的判决书为什么这么不讲理？许多人归因于司法的腐败和不公。这可能有关，至少腐败和不公可以借助我们的判决书制度大行其道。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互动的结构。真正的原因是法律史上的。

中国现代法律史一般都认为从晚清移植西方法律开始，至今百来年。这百来年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晚清开始的被动性移植；二是民国时期的共和制度的移植；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联体制的移植；四是改革开放后在现代法治观念（当然，依法治国和法治的概念大为不同，但这里不予讨论。）下的体系化的移植。与早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阶段是主动的、自觉的移植。

我们显然可以说，一部中国现代法律史就是一部移植西方法律的历史。以至到今天，我们所适用的几乎全部法律都是西方的；我们所使用的法律术语、概念、体系也都是西方的。尽管所谓法律移植问题在法学界争论不休，但移植是事实。问题仅仅在于：我们移植的法律实现度很低，这是自身“抗体”问题，还是我们移植的对象、方法有问题。

任何移植都有抗体问题，生物是这样，社会看来也是这样。在法律移植的问题上，更多人看到的是中国的“本土资源”与西方法律制度几乎是格格不入，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制度断裂”。能否使用这样的词语本文不予探讨，但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实现度很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我们必须关注这个现实，因为它会使广大民众对法律和现代法治产生怀疑和失望，从而导致全面的法制危机。

应该说我国的学者非常关注现实，所以上述问题是人们讨论的热点。我可以把这些讨论大体分为两派，即移植派和本土派。当然这两派并非都是极端肯定或否定法律移植，问题要复杂的多，只是大体有两种倾向而已。前者强调移植的必要，但有很多“受体”方面的困难，需要不断改变移植的生长环境并不惜用国家权力改变落后的“本土资源”以适应移植；后者更多地强调经济结构的基础作用或文化的不相容，反对强力推行移植，主张移植的国家正式法与本土的民间法的妥协与合作。

如果说这两派的归纳成立的话，那我的想法就可能是第三派，即移植的对象和方法本身应予探讨。这就是我关注英国法律史的焦点。

众所周知，我们移植的是西方的大陆法系。对于同样属于西方法律的另一大法系，产生于英国而现在遍布世界的普通法系不仅没有多少借鉴，甚至所知甚少。这正是中国现代法律史的遗憾。我们本来就不是西方国家，完全不必拘泥于人家的法系划分。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所谓西方两大法系孰优孰劣的争论趋于融合时，我们对普通法的重要性仍然未予认识。这里的原因留给法律史的专家，我在本文要讨论的只是普通法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今天对于中国的司法现实有什么重要而并非完整的认识价值。

一 司法为中心

与大陆法以立法为中心不同，普通法最鲜明的特征是以司法为中心。从普通法的产生、发展直到今天，司法始终是中心，法院始终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我们总是将法律理解为枯燥的条文或是规则体系，而不是将法律理解为一种“事业”和“生活过程”(注1)。所以，研究大陆法的人多关注的是法律的实体规则、体系和结构，很少提及司法；而所有关于普通法的著述则无一能避开司法。

什么是司法中心？冯象的表述堪称精到：“普通法之为‘活法’而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照英国法律史家梅因的说法，大抵借助于三件工具：虚构、衡平、立法。我们说过，英美法国家的立法无论文字表述详尽与否，须经过诉讼才知道确切的含义。故立法跟虚构、衡平一样，也要等待法官的‘发现’。法律无遗漏，却能够时时‘发现’不见于文本的规则权利，是普通法最基本也是最成功的虚构。”(2)

这里的原因首先在于，普通法本身就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长期司法实践的成果。英格兰的历史与西欧大陆国家的历史发展在早期是基本相似的，它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罗马人和日尔曼人的统治。诺曼王朝征服英国后，逐步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强大的中央集权。而这一过程极具历史意义和现代认识价值的是：它主要采取了法律的方法，确切地说是司法救济的方法，而不是政治的、军事的、道德的或其它的社会控制方法。

采用法律方法，不是用立法而是用司法来寻求统一，这确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但这就是历史。当国王为统一全国而必须将“恩惠”普施于民众时，王室法庭和巡回法庭就出现了。有意思的是，这些法庭的法官可能精通罗马法或者教会法或者国王的敕令，但并不懂当地的日尔曼习惯法或者各种各样的地方法或民间法。也就是说，法官是在不知“法”的情况下进行审判的，所以他们首先要了解这些不知的法，然后在根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时候，在总结归纳适用这一类型案件的法律原则的时候，先前的判例、经验、作为法律家的特殊理性和技能等等，将这些能够或者必须适用的地方法进行了整合。普通法就是这样通过对具体案件所适用法律的整合和长期积累形成的。可以说，普通法的渊源非常庞杂，但这并没有妨碍王室的伟大法官们对其进行了成功的整合。在我看来，这种整合靠立法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普通法的许多制度和法律原则都是通过司法建立的，也就是法官在具体判例中创立的。但我们必须清楚：所谓“法官造法”的观念并不能体现普通法以司法为中心运作的实际。判例形成的规则并非事先设计的，而是诉讼程序的结果，是司法对当事人诉权保护的结果，是当事人实实在在参与了适用于自身规则制定过程的结果。虽然现在普通法国家的立法越来越多，但这些成文法多是对判例法已确认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的承认和肯定；而所谓法典化并非创立新法，只是现有法律的技术汇编。（3）

再者，普通法国家的法律教育和研究也是围绕司法进行的。与我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授们重视的是判例研习，而不是解说法律条文和概念。我们的教育中也会搞“以案说法”，但那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出发点仍是法条。我们的诸多法律人才对于理论体系、概念术语、部门法划分等可能具备成套的知识，有些甚至可以对法律条文倒背如流，可惟独缺少的就是渗透到骨子里的法律精神和司法理性。

最后，普通法国家的法官的地位与权力远远超过大陆法国家。这一事实也是司法中心形成的。

那么，司法中心对我们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仍是以立法为中心。我这里无意讨论立法中心和司法中心孰优孰劣，我关注的是我国的法律实现度太低，而这会引起本来就没有什么现代法治观念的我国民众对法律的嘲笑。因此，研究法律的实施，研究司法对于法律实施的特殊作用就是当务之急。

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与我们这个典型的东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它们在神学、哲学和自然法观念方面的文化积淀与现代法律理念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无论哪个法系都经历了成功的发展。可以说，大陆法系在西方可以顺利实施是本土自身的适应；而我们把其移植过来就不会自然实施。让僵硬的文本变成活的法律，司法是关键。所以司法中心主义更适合我国。

另一方面，当我们说英国人的普通法博大精深，对人类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贡献巨大之时，并非就能否认罗马人通过编篡成体系的成文法而表现出的天才和智慧。罗马法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最终在走向专制后衰亡，而在中世纪又神奇地得以复兴。罗马法的复兴在法的理念和哲学层面上是全面的，影响了整个欧洲；但在选择统一的成文法上，却只是欧洲大陆的国家。英国和它们分道扬镳了。这里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起英国，大陆国家的中央政权太弱了，它们对统一的成文法律有内在的政治需求。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几乎都走上了专制的道路，而英国则避免了专制的发生。这一重大历史事实给我的启示是：普通法的司法中心主义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乃至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司法权逐步独立并能成功地限制王权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普通法的早期，人们就有了这样的观念：国王虽高居万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4）到了成熟期时，法官可以公然排除国王对司法的干预。十七世纪伟大的柯克法官对于自称有理性因而有资格亲自定案的国王说：“这些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5）

　　　　　　　　　　朋友伤害自己的仇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西安选调笔试纪实五

　　　　　　　　　　　　　　　作者：宋飞

　　最近，我作为唯一的一名政法系统以外的人员，参加了西安市灞桥区法检面向全国公开选调笔试。笔试落榜后，我和葵花法律论坛中的好友惠琳琳（陕西省旬邑县检察院女检察官）交流这次考试得失。有一道试题让我印象深刻：
“甲乙朋友上街，甲遇仇人丙，二人厮打，乙突然拔刀刺丙一下，甲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乙拉走。丙失血过多死亡。甲乙二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甲对丙的死亡是否承担责任？ 此题20分。”
惠检察官当时问我要是让我来答这道题，我会怎么做？由于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已经有三年没有系统看过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当遇到这个问题时，我只想到了以前司法考试辅导用书中的一个很生僻的知识点。故作如下回答：
“乙似乎是构成间接正犯中非常特殊的那种帮助犯情况，甲放任乙危害后果的发生，根据部分行为共同担责一说，应该构成共同犯罪，甲也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前司考三大本上似乎讲过类似情况，现在措辞都记不清了”
　　惠检察官看了我的答案，说她答的和我差不多。我们共同的问题是可能写得太少了。也许没有正确答案，存在有争议。我一开始不信，就在中法网、葵花法律论坛、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上发帖求教。经过多天请教同仁和查看法条后，整理出如下新解析：
“1、关于甲乙是否构成共同犯罪？经我询问，一些网友支持甲、乙构成共同犯罪的观点。如A网友认为，乙属于事中共犯，可以构为承继的共犯，对于故意伤害行为，二者相同，他认为甲乙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共犯；而对于死亡，属于伤害致人死亡的情节，不构成故意杀人的共犯。而另外一些网友不赞同甲、乙构成共同犯罪的观点。如B网友认为，本案甲乙无共同的犯意，没有合谋,也没有共同故意,无共同的行为，乙临时起意，铤而走险，不计后果，故甲乙二人不构成共同犯罪；C网友认为，在给定的案情中，甲与乙事前或事中没有意思联络，也就是说乙是在甲与丙殴斗过程中乙进行突然袭击，用刀将丙刺伤导致丙死亡，乙的行为是在甲的意料之外，甲完全不知乙会突然出手，在殴斗过程甲也没有要乙进行帮助，因此，不能认定为甲与乙构成共同犯罪。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结合给定案情，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回顾一下相关知识点：根据司考三大本的介绍，片面共犯是指参与同一犯罪的人中，一方认识到自己是在和他人共同犯罪，而另一方没有认识到有他人和自己共同犯罪。片面共犯可能存在三种情况：(1)片面的共同实行，即实行的一方没有认识到另一方的实行行为。例如，乙正欲对丙实施强奸行为时，甲在乙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将丙打伤，乙得以顺利实施奸淫行为；（2）片面的教唆，即被教唆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教唆的情况。例如，甲将乙的妻子丙与他人通奸的照片和一支枪放在乙的桌子上，乙发现后立即产生杀人故意，将丙杀死；（3）片面的帮助。我国刑法理论大多肯定片面的帮助犯。片面的帮助，即实行的乙方没有认识到另一方的帮助行为。例如，甲明知乙正在追杀丙，由于其与丙有仇，便暗中设置障碍物将丙绊倒，从而使乙顺利地杀害丙。对此如何处理，中外刑法理论上都存在较大争议。有人否认片面共犯的概念，认为片面共犯不成立共同犯罪；有人肯定片面共犯的概念，认为所有片面共犯都成立共同犯罪；有人只承认片面教唆犯与片面帮助犯；有人仅承认片面帮助犯。我国刑法认为，片面教唆犯和片面实行犯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单方面帮助他人犯罪，他人不知道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才好。由于是帮助他人犯罪，比较起来，还是以从犯处理为宜。对此，中国政法大学的阮齐林教授在他的专著《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辅导课堂笔记－刑法》第146页中对片面帮助犯专门留了三个自然段进行描述，他是这样写的：“所谓片面共犯，是指对他人犯罪行为暗中进行帮助的行为。简单地说，就是对他人犯罪‘暗中相助’的行为。帮助人或者暗中相助人与被帮助人是否构成共犯？在暗中相助的情况下，因为（从暗中帮助者方面）只有单向的意思，没有来自被帮助人的双向意思联络，所以是单向的共犯。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考过一个题：
例：甲看见乙在追杀自己的仇人丙。甲看乙老追不上，就给丙使了一个暗绊，使乙得以追上并并将其杀害。甲的行为是不是共犯？不是共犯。理由就是双方没有意思联络。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争议。比较合理的说法是，对于乙而言，不知有甲暗中帮助，自然不存在与甲构成共犯的问题；但是对于甲而言，明知乙在杀人，暗中提供帮助，有单方参与犯罪的意思，可以按乙的共犯对待。
因此，关于片面共犯的问题，注意学说上观点的转变，不要还跟着过时的观点走。”
结合本案，笔者认为甲乙朋友上街，甲遇仇人丙，二人厮打，乙突然拔刀刺丙一下，甲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乙拉走。丙失血过多死亡。乙应该符合上述情形中的片面的共同实行犯，不是我国刑法理论大多肯定的那种片面的帮助犯，故不适用“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不构成共同犯罪。
对此，D网友提出不同意见：片面共犯往往是行为人之间不知道对方所处的位置，而本案例中2个人就在同一个紧密地点，所以他个人认为不存在片面的共同实行犯的问题！但是E网友支持我的片面的共同实行犯一说，他还进一步补充：根据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乙在帮助甲，这里就冒出两个可以进行讨论的问题：“甲在主观上有没有帮助乙刺伤丙的目的或者动机？甲在主观上有没有预知或者明知乙会拔刀伤害丙？”按照常理或者生活经验法则，除非有明确证据，否则不应该推定甲是明知或者已经预见乙竟然会拔刀刺向丙，也就是说，甲不应该对乙的伤害行为负责。生活是丰富的，难以预见的，并不是片面帮助犯理论能够概括一切的。因此他也支持本案符合片面的共同实行犯的情形，甲乙不构成共同犯罪。笔者倾向于E网友的观点。
2、关于甲对丙的死亡是否承担责任？经我询问，一些网友支持甲应对丙的死亡承担责任的观点。如A 网友基于前文所提到的分析论证，认为甲乙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共犯；而对于死亡，属于伤害致人死亡的情节，不构成故意杀人的共犯。也就是说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甲仅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而G网友看法更不同，他认为甲应定寻衅滋事罪，如果没有甲的先期斗殴行为，乙也不会凭空刺丙。丙的死亡后果不应该由甲承担，甲主观上没有伤害和杀人的故意，只有寻衅斗殴的故意。也就是说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甲仅承担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责任。而另外一些网友不赞同甲应对丙的死亡承担责任的观点。如B网友基于前文所提到的分析论证，认为甲对丙的死亡不承担责任；C网友基于前文所提到的分析论证，认为本案不构成共同犯罪，乙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应当对丙的死亡承担后果，而不是甲；F网友认为，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甲乙有预谋，或者甲对乙有教唆，甲对丙不负责任。本案也不属于片面共犯的情形，甲与丙的仇恨，是一种事实，或者是一种思想，无论思想和别人的结果有什么联系，但是只要甲没有行为，那就没有犯罪。因为刑法调整的是行为，而不是思想。
对于以上两大类观点，笔者结合给定案情，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根据前面已经提到的片面的共同实行犯理论，认为乙仅仅对自己的罪行单独承担刑事责任，甲不构成共犯。
至于F网友所称，笔者认为甲遇仇人丙，二人已先行互相厮打，此时甲已经不只是一个思想犯的问题，仇恨也非仅仅停留在事实层面，而是甲已经付诸行动，乙在甲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下参与进来，并将丙捅死。不是前文所提到的片面的共同实行犯这种情形，又是什么呢？
还有A网友的说辞，我也翻了一下他的理论基础“承继共犯”。在学理上，承继共犯是共同犯罪在法理上的一种分类。承继的共同犯罪是指，先行行为人已经实施了一部分犯罪行为，在其实行行为尚未全部实行终了的时候，后行行为人明知这一犯罪事实而参与进来，或单独或与先行行为人一同，将剩余行为实行完毕。按照共同犯罪理论，成立共同犯罪要求主客观相统一，这就要求在主观上，后参与犯罪的行为人在参与之时明知先行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并且先行行为人也明知后参与进来的行为人与其一同进行共同犯罪，二者在主观上要有联系；同时在客观方面，二者必须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后参与进来的行为人可以是正犯，即在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也可以是帮助犯，但不存在承继的教唆犯。对于承继共犯责任的承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分，在中国的刑法界持肯定说的人居多，即承继的共犯也是共犯，根据“部分实行全部承担”的原则要对犯罪的全部后果承担责任，即不能只承担自己实行行为部分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对于加重结果的承担，仍有争议。承继共犯的特征有三：1. 后加入的人应该对先行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有共同的故意。 2.先行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尚未完全结束，即犯罪行为并未停止。3.后加入的人对于先行为的加重结果不负责。”但是结合本案，“承继共犯”理论讲究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乙明知甲实施的是犯罪行为。而两个有仇恨的人之间互相斗殴，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如果鉴定为轻伤以上才有可能构成犯罪；如果鉴定为轻微伤以下就是治安行政案件，与犯罪无关。因此，“承继共犯”一说前提条件都不具备，在这里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因此，需要甲承担刑事责任的说法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G网友的理论基础也和A网友是一致的，只是罪名选择不同而已，笔者就不再一一辩驳了。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欢迎各位刑法学界的同仁予以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阮齐林著，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名师辅导课堂笔记－刑法（2010中法网学校司法考试辅导系列）,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张明楷、陈兴良、周光权著，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第二卷）刑法部分，法律出版社2011年5月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