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驻外使领馆甲类经商参处（室）中心会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5年5月16日，外经贸部

驻外甲类经商参处（室）：
为适应驻外机构改革的需要，加强驻外经商参处（室）财务工作的宏观管理，提高驻外甲类经商参处（室）财务管理及核算水平，经部领导批准，同意在驻外甲类经商参处（室）实行“中心会计”财务管理办法。现将《驻外甲类经商参处（室）中心会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和建议，请及时报部行政司。

附件：驻外甲类经商参处（室）中心会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驻外机构改革的需要，加强和提高驻外使领馆甲类经商参处（室）财务管理及核算水平，保证驻外使领馆财务制度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针对驻外使领馆甲类经商参处（室）专职会计严重不足的现状，经部领导批准，决定在驻外使领馆甲类经商参处（室）设立中心会计。
第二条 “中心会计”是指设有专职会计的经商参处兼管临近几个没有专职会计的经商参处（室）的会计业务，或者对临近几个没有会计编制的经商参处（室），派一名专职会计，负责本处及邻近几个处（室）的会计业务。中心会计所兼管的经商参处（室），以人事司正式通知为准。
第三条 中心会计由我部人事司选派，派出前应经财务部门考核合格。
第四条 中心会计业务工作由部行政司归口管理。其所涉及的外交经费和援外经费会计事项和财务报表，按拨款渠道分别报送，遇有上述两种经费会计事项交叉或资金临时调剂由部计财司协调。
第五条 本办法是中心会计工作遵循的依据。会计制度执行外交部、财政部和外经贸部制定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权限和职责范围
第六条 中心会计所管的经商参处会计业务工作应在业务所属处（室）参赞或负责人领导下，遵循以下原则：
（一）与所管处领导共同严格维护财经纪律，认真执行各项财务制度，对会计核算的真实性负责。
（二）经商参处领导有责任向中心会计了解财务会计制度的具体规定，中心会计有责任和义务向经商参处（室）领导介绍财务会计制度，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
（三）中心会计根据驻外使领馆财务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财务分析和会计监督。
（四）中心会计在审核财务收支时，如发现有违反财务制度规定的问题，应及时提出并予以纠正，如领导坚持，中心会计必须及时向国内财务主管部门报告。
第七条 中心会计的工作职责
（一）负责驻在处及兼管处包括填制凭证、记帐、对帐等日常会计核算工作，负责根据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审核一切开支单据，负责编制各种会计报表，负责整理凭证、帐簿、报表等会计档案资料。兼管处应负责对会计档案资料的安全保管。
（二）对兼管处应建立完整的会计工作操作程序，不得随意简化。如每笔原始凭证均应有经手人、证明人、主管领导签字，并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报销单据应实现表格化。
（三）兼管处要安排出纳员及时登记现金帐（包括外币现金帐），确保库存现金的安全准确，做到帐库相符，中心会计应定期与兼管处的出纳员核对库存现金。
（四）参与兼管处的成批物资、食品的订购计划，负责制定物品的保管措施，完善出入库手续，定期与仓库保管员核对物品库。
（五）中心会计要合理安排驻在处及兼管处的工作时间，每季度均应赴兼管处处理会计业务。驻在处领导要在工作时间上给予保证。
（六）为保证预决算报表的及时编报，兼管处的会计年度为每公历年度的12月1日至次年的11月30日。
（七）中心会计要遵守职业道德，秉公办事，坚持原则，积极宣传、执行和维护财会制度。

第三章 费用和待遇
第八条 中心会计人员的费用，本着节约及结算方便的原则，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中心会计赴兼管处处理财会工作的往返交通费由其驻在经商参处负责，费用列入年度预算。在兼管处发生的其他有关办公交通等公用经费由兼管处负责。经商参处应在资金上保证中心会计工作的需要。
（二）兼管处应按规定为中心会计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工作条件。
（三）中心会计赴兼管处工作，如兼管处属集体起伙，按兼管处长驻人员应交的伙食费标准，根据实际天数交纳伙食费。如兼管处属个人单独起伙，中心会计可单独起伙。
（四）为方便会计按时赴任，准时乘上交通工具，在到达和离开兼管处时，可按其所在经商参处（室）的出差伙食标准执行。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部行政司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思考
沈庆中

　　要实行依法治国，就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重要职权。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接受人大监督是确保正确司法、公正司法的重要前提，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强调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大的监督活动既是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一种合法活动，也就应当在宪法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合法的方式进行。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一种超越此范围的“监督行为”——个案监督。笔者认为，个案监督存在一些弊端。理由如下：
一、个案监督缺乏宪法依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处理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关系的准则。综观我国宪法，并未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法院的个案监督权(地方人大组织法与三大诉讼法中也都无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个案监督权的依据)。宪法的这一规定是各国通例，绝非疏漏所至。这是人大的特殊地位与职权所决定的。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并非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其工作就是着眼于总体与宏观方面的事项之决策与贯彻，而非负责具体的事务实施与执行。否则，将体现不出国家权力机关的特点，也必将使之陷于繁杂的具体事务而无法承担其重大的责任。李鹏委员长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是人大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的基本方式。”笔者认为：首先，人大对两院的监督是一种工作监督；其次，这种监督的基本方式为听取和审议两院的工作报告。
　　宪法规定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宏观监督，应当是从总体上着眼于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对认为不合格的法官(包括院长)等提出质询、弹劾、罢免，而不是也无权就司法机关裁判的个案提出强求其改判的意见，并一定要司法机关予以接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能是间接的，而不能是直接的。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当然，人大在对法院进行工作监督时，有时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具体案件，以此说明司法机关在执法中的偏差，但这与将个案监督作为一项专门制度，设立专门职权，设定专门程序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个案监督违背了独立审判原则
　　独立审判的实质，就是司法机关凭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对公正标准的认识等依法断案，而不能为任何机关所左右，更不有曲意迎合。如果司法机关在审判时要依据外界的观念进行，或裁判结果可能受到外界有权否定的威胁，何谈独立审判?如此，独立既已不存，公正必受影响。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正常的司法制度公正机制被毁。
　　个案监督制度，不是对法院判决一般地议论，而是使人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法院之上的法院”，“有权”判定法院裁判的对错，并可据此判定要求人民法院作出处理(一般为改判)，这当然是一种越权行为，是一种违背独立审判原则的行为，在实践中就等同于人大可以左右法院的裁判，使得法院无法正常行使审判权。法官必须摆脱实际上可能或者使之有理由感到可能影响案件审判的各种因素。
三、个案监督动摇了司法最终裁判权，破坏了法治的权威
　　司法最终裁判权，是世界公认的权威。凡是个案经过司法机关作出生效裁判，便是终审，非经法定程序由有权的司法机关改变，其他任何机关都必须接受，而无权改变。
　　法院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其判决权威性的普遍接受，无此便无法院的权威，也无法治的权威。因为，若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是可以怀疑的，是可以被他人动摇的，则国家法律权威何在?法治权威何在?个案监督必然导致一些人对法院的不信任心理，也必然诱导一些人利用之否定法院的生效裁判。这不仅动摇了司法最终裁判权，而且也破坏了法治固有的秩序与权威。澳大利亚前首席大法杰勒德·布伦南就认为：“法治取决于甚至可以说等于法院的公信力。摧毁公众对法院的信任，也就毁坏了法治的基础。”1实践也证明，个案监督造成了一部分当事人放弃合法的上诉权的申诉权，而去寻求个案监督之保护的现象。
四、个案监督违背了科学规律，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
　　1?司法工作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只有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才能胜任，而不是一项人人可为的普通工作。而且，它还需要特殊的经验与智慧。目前，法官的职业化正成为一种广泛认同的趋势。
　　2?司法工作的首要特点在于程序性，司法公正的本质也在于程序公正。丢弃法定程序去追求公正，是缘木求鱼。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机关的办案程序与制度，包括预防裁判失误和失误后的补救都已有了较完善的规定。要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只要严格依法办理即可。个案监督制度，在法定程序之外又去寻找一种“法外程序”来保障公正司法，只会扰乱正常的司法程序。
　　3?对具体案件，社会各界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许多看法都可能是司法司法机关相左的，这些相左的意见，当然会有一些来自于各类国家机关(包括人大)。但司法机关只能凭借其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对事实的依法判定去断案，这是其职业准则的要求。若因为社会各界有没的看法便可提起个案监督，是无视司法判案行为的特点所产生的违反客观规律的行为。
　　4?人大无审判权，也无权判定案件对错，且人大也无法开庭审案。未经法定程序便作出可能为错案的结论，并予以个案监督，其准确性、权威性、合法性都无依据。
　　5?个案监督往往演变为律师监督法官。由于人大无足够的专业人才，基本上都是邀请律师参与个案监督，事实上形成了律师监督法官的情形，法官的行为是否合法，判案是否公正，一定程序上由律师判定，这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五、个案监督制度混淆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具体职能部门的职责，实际上降低了人大的权威。
　　依照宪法，我国各个司法机关之间已形成了良好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开展个案监督，表面上是增强了人大行使职权的刚性，但实际上是将之降低为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损害了其权威。而且这也破坏了制约的科学层次安排，混淆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对其负责的具体职能部门的职责，会引起国家各种权力运行的混乱。其结果必然会损害国家权力机关在总体、宏观方面职权的行使，因小而失大。可以想象，若真正实行个案监督，人大必然会陷入大量的具体案件而无力胜任。如果人大考虑自身能力，只对少量的案件进行个案监督，又会使得个案监督起不到作用，失去了意义。
六、个案监督不符合效率与经济原则
　　这可从以下方面看出：
　　1?使人大陷于本不属于其职责范围的具体事务，而削弱其在更重要、全局性的事务中作用的发挥；
　　2?将正常的秩序闲置，不仅造成相应的机构、人员、程序制度的浪费，也使问题的解决拖延了时间；
　　3?所获得的监督效果与所投入的监督资源之比例不相称，极不经济。法院审理案件，本身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大再予以个案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反复，产生了大量的无效劳动。何况法院对案件的裁判，依照实体法与程序法进行，有严格的制约机制，应该说基本上都能做到公正、公平，违反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裁判毕竟是少数。实行个案监督后被确认为错案而改判的案件在实践中仅为极个别。这些案件本可依照法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可以说，个案监督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七、个案监督不利于稳定社会关系
　　人大进行个案监督，使得已经解决的纠纷再度发生争议，不仅不利于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这种状况无论是对于权利主体还是社会公众都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个案监督制度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上设立的一种错误制度。设立个案监督的主要理由不外乎为：司法机关不断有错案发生(这已被不少事实证明)，司法工作中确实存在少数人的腐败现象，为了避免错案，杜绝腐败，就要实行个案监督。这种看法陷入了以下误区：
　　第一，追求无错案的理想化误区。殊不知，再缜密的法律，再严密的制度，再高素质的法官群体，也无法完全避免错案。
　　第二，重实体轻程序的误区。个案监督追求每个案件的公正，实则是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要保障案件的公正，必须依靠严密的法定程序。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特征，任何违背程序科学、违反程序规范的行为，有时可能得一时一事之公正，但同时又是对程序公正的极大破坏。个案监督抛弃了法定的程序去另寻途径保障公正，是轻视司法程序的极端表现，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
　　第三，现有司法队伍不可依赖的误区。实行个案监督，前提是显然的，即现有的司法队伍无法做到公正司法，只有借助外部力量去保障司法公正。诚然，在司法队伍中有少数败类，但这是极其个别的。应该肯定，绝大多数司法工作人员都是恪尽职守的，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司法队伍的素质将越来越高。还要看到，任何一个部门、系统都不可能不出问题，不能一出问题便认为不可信任。我们承认司法工作中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也要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其原因并非仅在司法机关内部，解决之必须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而行。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充分尊重人民法院不可分割的审判权，准确理解独立审判原则的实质与意义，为公正司法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与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
　　1见《人民司法》1999年第3期第48—49页。